加一首革命歌？不，坚持民意表达

关于活动经费还有一番波折。康普最先提出要给评出来的歌曲发奖金，向台里申请两万块钱经费，但未能批准。王炬在当天的日记里特别失望地记了一笔:“成了一个荣誉奖”。几天后恰好《歌曲》杂志的舒小模得知此事，立即建议《歌曲》编辑部出资五千元协助举办这次评选活动。于是《歌曲》加入进来。中央广播电台在广播节目上发布评选的消息，并在《广播节目报》、《电视节目报》、《歌曲》杂志三处同时登出选票。王炬根据中央台一段时间内的点播情况，选出75首较受欢迎的歌曲作为待选曲目，制作了选票。

作曲家钟立民那时是《歌曲》杂志的编辑。对读者的热情他记忆深刻:“那时没有电话，不能发短信或上网，25万张票全是一封封信寄来的。第一天邮局通知我们去拿信，就扛回来7大麻袋的信。我们以为这已经够多了，没想到第二天来了14麻袋。”

中央广播电台那边也深感吃不消。王炬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1月11日，收到6600封来信，“大概算高潮了”。没想到第二天达到一万多封，第四天二万五千多封，到了1月16日，“早上用麻袋背了两次来信，突破三万封，总数已达到104700封”。王炬赶紧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警卫部队联系，请部队协助统计。《歌曲》杂志方面则由从部队转业的冯世全负责，联系他的老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几个团，拆了近一个礼拜”。

《歌曲》杂志同时发布了要出售入选歌曲“歌片”的消息。所谓歌片，就是刊载歌曲词曲的彩色折叠页，售价2角一份。于是很多来信里除了选票外还夹着皱巴巴的毛币。冯世全和陈晓光作为年轻编辑，每天到部队去送信，帮着拆信，再取回战士们已经统计好的票和钱。“全是毛票甚至分币，好大一堆，我们就直接拉到银行给人家点”。这一年《歌曲》杂志社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一来就遇上拆信数钱。“很多零钱都是皱巴巴臭烘烘的，数到后来他闻到钱味就想吐，抱怨说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不久就离开了编辑部。”

根据舒小模的回忆，听众的订购总额达到39.8万元，歌片销量超过200万份。前来索要歌片的还有国外华侨。一位英国华侨寄来的英镑远远高于2角人民币，因此杂志编辑部特意为他寄了一本英汉字典。

1月底统计结果出来了，入选的15首几乎全是抒情歌曲，且关涉个人生活和爱情，与宏大叙事的革命、战斗的音乐差距甚远。这一评选结果让主办者始料不及，也引来了后面的争议。

1980年2月号《歌曲》杂志上，“15首评选揭晓”的消息发布了。不过在当年的1月22日，王炬在日记里记载道:“前15首已经统计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封存。”他记录的前几首是:《妹妹找哥泪花流》，14.3万多票；《祝酒歌》，十四万零几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13.3万多票。

根据当时选票上的身份调查显示，青年人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来信地址看，城市青年占了绝大多数。显然支持抒情歌曲的最大力量来自年轻人。

1月23日，又有部队补报的数据来到，“与王惊涛加班，得票多少稍有变动”。这一天下午，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总政歌舞团等多家单位的一群专家和领导到文艺部审听当选歌曲。

编辑王惊涛到库房里挑出当选曲目，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编好，一首一首放给大家听。一律都是抒情歌曲，听起来太软，太缠绵了。有人提出做一些“平衡”，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正在讨论时，站在大录音机那里放歌的王惊涛，突然用浑厚的男低音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强奸民意！”

“这事过了这么多年，就这句话永远记得。这话整个影响了这个事件。”王炬说。王惊涛的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立刻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其他年轻人心里很乐，偷偷说，好好好。平衡名单的事不了了之。最后出炉的结果，更明朗昂扬一些的《祝酒歌》以微弱优势超过《妹妹找哥泪花流》成了第一。

“后来批评还是很多，说我们这个评选是抒情歌曲一花独放”，钟立民回忆，音乐界有人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支持评选，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原样发布。舒小模在回忆中曾提到，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于是音协领导提出将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最后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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