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