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