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蒋经国曾遭遇国民党大老的反对
2008年07月15日 15:44国际先驱导报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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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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