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天津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时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赤裸裸地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在八国联军中，这的确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组建和指挥这支部队的鲍尔上校因为指挥有方、战绩突出，天津战役刚刚结束就被任命为八国联合殖民政府“都统衙门”成员。为了表彰这支部队攻克天津城的战绩，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陆军部便特意设计了一种以天津城门为图案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为了纪念阵亡的官兵，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特意竖了一只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作为对这支部队的褒奖；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同年这支部队兵员也猛增到1320人。

到1906年6月，中国军团最终被解散，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此后，这支在中国土地上存在整整8个年头的特殊部队便逐渐消逝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英国档案记录了殖民者对这支特殊部队的评价

在中国土地上组建一支由中国人为主体效忠于异国的军队，特别是在必要时，让其为异国的利益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英国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军团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令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正如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洲佬方面的天才。”

镇压崔寿山抗英集会是这支部队给英国人的第一个惊喜。尽管这是一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但在中国军团指挥官巴恩斯看来:“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管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