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顺德地方学者种种头头是道的说法，宁波的文史工作者也每每做出反驳。清朝咸丰年间的探花、顺德人李文田在其编辑的《三字经句释》中写道:“区适子先生手著、王伯厚（应麟）注解、李文田先生编辑。”宁波人戴松岳反驳道:“元代初期，鄞县与顺德相隔千里，名满天下的王应麟怎么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呢？”戴的语气有点借英雄欺人的嫌疑，王应麟固然名满天下，但他就不应该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说不定正是因为他名满天下，区适子慕名将自己的作品寄或托人带给他请他指教呢，毕竟那时浙粤之间驿路还是通的，人员还是有来往的。不过，李文田说王给区作做注解，有点拉虎皮扯大旗的嫌疑。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顺德人李健明说，《三字经》带有明显的广东方言痕迹，用粤语读《三字经》朗朗上口。戴松岳反驳道:“用宁波话来读也是抑扬顿挫啊。”他还举例说:“‘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中的‘雪’和‘辍’用宁波话读来也很押韵。”我想补充一句，读多了，读顺了，用普通话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三字经》都可以被读得朗朗上口。其实，广东人死死扳住的车头（理由）是:王应麟的文集中未见载有《三字经》；桂心仪针对性地指出，王应麟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给王应麟说提供了一个佐证。

三

笔者以为，双方学者在论证前都心中早已有倾向，都太急于想证明自己带有乡愿性质的成见甚至陋见，反而露出了破绽。他们提出来的大多数论证都属于旁证，而不是本证。下面我以超然的心态，从对《三字经》文本的分析出发，来解答那个纷纷扰扰的问题。

《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本善”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朱熹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在孟子之前，孔子的人性论采取了善恶二分法，即君子“性本善”而小人“性本恶”。《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卫灵公》中充满了这种二分法的论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果说孟子把人都看成君子，那么荀子把人都看成了小人，提出了似乎只有法家才会强调的“性本恶”论。

王应麟恰恰是孟子的信徒，他的学术代表作《困学纪闻》第八卷径直题为《孟子》，是关于《孟子》一书的一系列学术考证笔记。其中谈到孟子思想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每处都会心一笑，心有灵犀。

《三字经》曰:“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这是化用了孟子的话:“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困学纪闻》先引用了董仲舒的有关论述“以仁治人，以义治我。”接着引用刘原父的有关论述“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困学纪闻》也有明确的阐述:“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正是因为他像孟子一样信奉“性善”论，所以他特别强调“养心”“尽性”，如他说“求在我者，尽性于己。”

王应麟的思想还有多处与孟子冥契，最明显的是他继承发扬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指出，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表面看起来处于弱势，但是绝对不可轻侮，统治者对老百姓不能耀武扬威，而应该怀有敬畏之心。他说:“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余论也。”他紧紧抓住“民心”大做文章，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顺便指出，《困学纪闻》也用了一些三字句，如“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按照吴蒙等人的逻辑，这是否也可从侧面证明一律用三字句法的《三字经》的作者乃是王应麟，《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之所以来自孟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