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

从中英两国谈话者的记录重点，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些临时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绝对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辞方面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兵方面进行了 “创作”,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各自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卤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参见本刊上期《日本满清，谁是中华？》）。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