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邓小平时代》 杨继绳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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