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上述各项政策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在批转文件的通知中指出，两省和经济特区创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授权两省和经济特区，“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基本满足了广东、福建两省提出进一步松绑放权的要求，并且为举办经济特区确定了一个制度和政策框架。

为什么没在其他省市办特区

虽然有了中央的文件，但并没有消除党内的不同意见。按照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济特区却是以吸引外资为主，实行市场调节。由此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难题:“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要求，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特别不赞成在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陈云讲这个话，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特区的想法。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议论办出口特区时，还有上海崇明岛。从地理条件看，崇明岛与大陆自然隔离，最适宜于办特区，但最后确定时没有它。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为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2月13日，他又说:“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再次表示:“浦东开发晚了。” （萧冬连 摘自《党史博览》2008年第6期)（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