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是中共中央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已感觉到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需要调整和改革，并且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改革中央机构作出三个重要的决定:(一)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中央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

(二)按照上述原则，成立由任弼时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

(三)为使中央有若干同志能经常集体处理日常工作，决定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中央书记处应有一种人数不多的会议。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8月27日，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但是，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因病休养，不参加会议了；到1943年初，洛甫到绥德和晋西北调查去了；王稼祥、陈云也因病休养了，原有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中许多人不能参与工作了。二是1942年5月21日，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人组成。6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后中央总学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举行。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这种情况说明，中央政治局改革中央机构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

第三，它是毛泽东威望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大幅度提高的反映。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历经艰险不断取得胜利、开创出敌后抗战大好局面、政治影响空前提高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的威望空前提高。陈云、任弼时在这时的谈话很有代表性。1941年10月，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在1943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苏区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另外，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称赞说: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这种敬仰、信任和拥戴，毫无疑问是中央政治局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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