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涌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泪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宾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至南京的一个军事机场，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走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了阻隔着他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曾经是朋友的面前，而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