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7月28日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王树礼：是瓦斯爆炸？”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老王：是老顶来劲吧？”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

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掌七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的掌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

7月28日18∶45～（29日）15∶00～（30日）4∶30老毛和王树礼终于打通了往上的路。从前一天一直干到29日下午3点多，整整19个钟头。一中巷是一条废弃了的运输巷，非常窄，仅一米半宽。由于地震，不少地方支撑着的金属架已经压弯，有一处在地震前人就只能蹲着过去，“鬼门关”似的。这会儿，一中巷内到处是一堆一堆震下来的煤，谁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呢？已经36个小时滴水未沾，渴极了，比昨天更难以忍受。我们喝自己的尿。用手捧着喝。小李小王两个娃儿都吐了。又发生了一件怕人的事：两盏矿灯，有一盏已经发红，只剩下蜡烛头似的光。用王树礼那盏灯照着，我们来到那个“鬼门关”前。

果然，那儿已经被矸子堵得严严实实。希望又灭了。怎么办？陈树海说，压力大，金属架往下趴，架子上方的矸子可能松了，从上面掏，有空地。老陈让小王小李爬上去干。但他俩爬上去又都下来了。小李：我整不了！”小王：是矸子，太硬！”陈树海火了：“咱们不能窝在这儿等死！你们皮都没破，手上连血都没出。”李：我整不了……”陈：你他妈真废物！”李：你不废物，你怎么不干？”陈：我只能出主意，不能干。”小家伙们当时也是急红了眼。其实，哪能要老陈干呢？苦了大半辈子，一身的病，他这“活地图”要垮了，我们谁能出得去？王树礼继续干。矸子真硬，扒开一条缝，人硬往里钻，肚皮蹭破了，满手的血。他拼着命撬开一块块矸子，简直是一寸一寸朝前挪。正干着，他那盏矿灯也发红发暗了。可怜的灯光，终于只剩下了洋火头大的一星。

大伙儿都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那一星儿微弱的光亮。终于灭了！漆黑一片。手指贴着眼珠都看不见。“老陈，灯死了！”王树礼绝望地喊。没有灯，就像人没了眼睛，没了眼睛，人怎么能活着出去呢？就在这一瞬间，李宝兴看了一眼表：4点30分，这是7月30日早上的4点30分。这以后，漆黑的巷道里再也看不清表，时间都靠估计了。7月30日4∶30～？

王树礼流泪了。毛东俭又在叹气。小王小李更是嚎啕大哭。就地坐下吧，哭吧，说些什么呢？绝望？难受？都来不及抱怨了。老毛：我那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呢。一大群孩子，怎么活？最小的才一岁……老毛辛酸得很。他原是干的井上活，为了多赚一二十块血汗钱，自愿下的井。他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儿子，所以连生了四个丫头，第五个才抱上小子，刚抱上没几天，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你说有多惨？他哭了，他说，老婆恐怕连我的整尸首都见不着了。王树礼：我要死了，老婆该怎么办呢？才二十六，是守着公婆过，还是拖着孩子走？大的才六岁，小的正吃奶，还没过周岁，连我的模样还记不详细啊。我死了，国家当然会照顾他们，可国家照顾得再周到，也不及身边有个人。老婆心眼儿特好。那会儿我要下井，父母不同意，父亲在矿上干过，碰上冒顶，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说，凑合着在农村干，挣稀的喝稀的，挣稠的吃稠的，保险不是？我进矿后遇见几次冒顶，有一次从立槽栽下去，胳膊脱了臼，老婆哭了，说，在家种地，哪有这事？秋天看场就是让镰刀砍一下，也只拉一个小口子。小王想奶奶。娘死，爹死，后妈又走，从小跟着奶奶过。平时上班，奶奶天天要送出好远；下班晚了，她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小李想爸爸。多病的爸爸，这会不知该急成什么样了。老陈依然沉默，不做声。他在想心思。王树礼不哭了，他建议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陈树海说话了：“得上去，只有活着上去，才能让领导放心，让家属放心。”于是，我们又开始往里掏。锹也使不开，太窄，但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得活啊！

月2日或3日／时间依据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我们终于爬出了鬼门关，最先过去的是王树礼、王文友和李宝兴。我们最先过去的三个人，由王树礼领路，拉着水管电缆，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走着走着，我们脚下踩到了水，大伙儿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齐伏下身子，去喝轨道中的“道心水”。然后，又继续往前摸。后来老陈、老毛也钻出鬼门关跟了上来。大伙摸到工具房，那儿有电话机。摇电话，却没声儿。糟了，准是出大事了。要不，电话总机不会断。而且，九道巷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工具房里等着，等了很久。怎么办呢？老陈这时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唉声叹气起来：“唉，明年就该退休吃劳保了，还摊上这么个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但他毕竟有主心骨，他说：“咱们还得往外走，不走不行。”走哪儿算哪儿吧，就顺着铁道，王树礼打头。这时，大伙都累极了。小李不时地栽进水洼子。真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底都走脱了一层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老毛从一节空车头上拉下两张草垫子，他很细心，也许为了防备万一吧。既然停了电，是没法乘升提罐上去的。只能走“马路”。我们已经摸到了“马路”口，可没人熟悉那条路，它曲曲弯弯的，很不好走。谁也没有力气再走了，就地坐着。安静的巷道里，只听见水声好似地震后的矿井内部牛吼。听那声响，大概已经漫到十道巷了。不能再等。得赶到水的前头，得走。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没有。”老陈为宽大伙的心，说没有一礼拜，不是总黑着天吗？”“黑天？”王树礼说，井下总是黑着天。”我们又开始艰难地攀登。垂直300米啊，从斜马路上去，一步一个台阶，有800米。我们早已耗完了体力，除了喝道心水，什么吃的也没有。这800米，简直要我们的命。累。饿。乏。我们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