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三、    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