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逆境自强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