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贺龙骨灰安放的曲折经过
2008年04月01日 09:47人民网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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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土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人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桔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无人知向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它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后,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要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工作人员摇摇头,感叹人间的世态炎凉。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盒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

就这样,贺龙元帅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安放在一起了,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的死者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亲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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