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一边讨论，一边行动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改革》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