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之间。毛主席的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这必然会歪曲事实，片面地误导读者。

当时初定的《毛选》五卷送审本的文章中，有两个现象：一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在五卷中分列出几个题目，以几篇文章的面目出现；二是毛主席的几封书信或电报，以集辑“语录”的形式出现在一篇文章里。究其根本，上述理由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毛主席的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

1970年夏天，李鑫带着丙楼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央开会之前，他们带着“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套方案上了庐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会议不欢而散以后，他们悄悄地回到丙楼，有的激愤不平，有的灰头土脸。据说钟仲挨了康生严厉的批评。没几天，“学部”的同志就离开了。

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近4年的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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