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16日，运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型的飞机抵达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省市委党政军领导人捧着纸型走出机场

临近出版主席否定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迫害，我在农村的亲属也无端遭到诬陷。我当即向上级写信，如实报告了情况，请领导考虑“我继续留在甲楼工作是否合适，我不愿因为我的家庭问题给党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意外，我在甲楼后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用了三四个晚上，把自己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搜集的资料、草拟的文章，除已经发表的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各留一份作纪念以外，分批统统烧掉。报告送上以后，单位派人进行了调查，汪东兴、张耀祠同志作了批示，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安心工作。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6个人入住丙楼二层东侧的几个房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这6个人来自两个单位：3个是中央党校的，3个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后来有一人退出）。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那时的工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我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的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我一个人，既要保管档案，又要联系印厂送取文稿，还要在丙楼和收发室之间传递信件，虽然有时钟仲也来帮忙，但我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因为我日夜无暇，她只好在外地生产。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经半岁了。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钟仲和我还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