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是重点批斗对象，一般认识的人总是避开我，同我保持距离，尤其是同蹲牛棚的难友，相互不敢交谈。记得有一天在绍兴路上罗稷南看见我主动上来同我招呼。我当即问他；“罗老，你不怕同我说话吗？”没想到他竟然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句话完全出乎意外，当时真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已很难听到这种真诚毕露的话了。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也在出版系统工作的我的妻子盛天民，他也主动安慰她说：“不要急，草婴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罗老这番话确实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1970年，我利用干校每月休假四天的机会，悄悄到五原路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当时已年逾古稀，卧病在床，脸容憔悴，但精神还好。以后我又去探望过他几次，后来知道他得了癌症，于1971年去世。当时我仍在干校，未能最后与他诀别，至今仍感遗憾。“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上海举行过罗稷南追悼会，我写了悼辞，为这位一生追求进步、铁骨铮铮的老知识分子作了应有的评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可贵人格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愿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