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期间的江青
《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同去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20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9月20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9月25日打出小样8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9月27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但没有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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