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近平、远平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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