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十周年国庆，聂荣臻、贺龙、罗荣桓（自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8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访华，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主持欢迎仪式

由我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给赵冬日，提出要我拿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图设计。但赵冬日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做”为由，没让我参与施工图的设计。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设计被指定由张、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我则回到市规划管理局分区室。就这样，我没能成为施工图的设计成员。如今回溯起来，不免有几分遗憾。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建筑所依照的方案，出自我的手笔，我因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兴奋。多数国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那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当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

我经历了“国庆工程”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规划设计的全部过程，亲身感受到了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建筑，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各级领导，多少专业技术人员为之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因此，对方案设计不署自己的名，内心一直很平静淡泊。因为通过这个重大项目的实践，我在认识上和能力上都获益匪浅，而且对尔后经历的各方面工作产生的良性影响十分深远，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5辑，陶宗震口述，王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