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正阳门上北望，今日同样的视角则会看到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扯起“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标语

“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米—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便由我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