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关“两院制”的讨论至少在1956年底就开始了，而且在党内外高层形成了互动。

阎秉华先生在《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一文中，谈到“文革”中专案人员向章伯钧先生调查国家主席刘少奇时举出，刘在1956年12月（或11月）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曾主张在中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要章承认自己提出“两院制”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但章伯钧为了保护刘少奇，独自承担了这一责任。文中还记载前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萧瀚湘，在1992年8月转述的章夫人李健生的谈话内容：

李健生同志时我说：“还确有其事。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统战部长）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办事哩。”（大意如此）

据李维汉回忆，一些党外人士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对几年来政协扩大安排、工作内容有所充实，表示满意，有些人则感到安排政协委员只是政治待遇，平时无事可做，批评“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建议、监督、审核的机关，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李维汉：《回忆与思考》，第821页）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结束后，中央统战部于10月至11月召开了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会后根据讨论的结果，于12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指出省和大、中城市政协的工作，多数赶不上客观的需要少数仍然没有起色或起色较少，“有的还像一座冷庙”根本的原因是“党内仍有不少同志，包括某些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对于政协缺乏充分的重视，对于政协还有着不正确的认识，如把政协看成是摆设，是政治包袱，是额外负担等等。这是党内宗派主义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