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

1950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既要应对大陆军队的进攻态势，又得整治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全岛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加强军事防务；同时整合特务机关，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对台湾中共地下党进行破坏，对当地原住民实行高压。据《战后台湾及国府重要记事》披露，1950年上半年间，罹难的政治犯就有：1月10日“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的妻子区严华被以参加共产党罪名枪决；

1月29日刑警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干部2人被处死；

2月18日，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匪谍案被捕，共10人，6人死刑；

3月11日，国府宣布侦破台中地区工委会张伯哲等叛乱案，被捕63人，7人死刑；4月25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台中武装工委会简吉、林瑞昌案(11死、10刑)；4月27日，台湾工委会中部山地林禄山案(2死、13刑)；5月8日，中共中央社会部苏艺林案。国防部中校参谋苏艺林等30人被捕，18人死刑；5月13日，国府宣布，侦破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秘密组织，逮捕蔡孝乾等21人。同日，台湾工委会铁路工人组织案，台北机务段共有25人被捕，5人死刑；……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称，“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

三天后，汪声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廖凤娥被判处死刑；9月6日，4人在马场町被公开枪决。台湾当天的《中央日报》刊发了新闻。

对那场血腥的白色恐怖，台湾作家江南曾有过分析：

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留情一个……(江南：《蒋经国传》，第23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其实，台岛的国民党政权除了“安内”，还有一个亟待“攘外”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美苏两国都趁机扩大势力范围，自始就尖锐对立。美国1947年3月发表“杜鲁门主义”，依靠原子武器对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围堵政策”。苏联则以“共产党及劳动者情报局”予以对抗。这就是自1945年战后一直继续到1960年初的“冷战”的开始。原来以宣扬民主、维护人权为理念的世界机构——“联合国”，已成为美苏两超级大国进行“冷战”的国际角逐场。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初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退是腐败无能所致。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指出蒋家政权的腐败无能，并重申将不再介入国共内战并终止对蒋援助。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为了阐明政府的基本方针，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台湾不干涉声明”……

就在民主党的杜鲁门政权决定放弃台湾的同时，美国共和党在国会积极策动麦卡锡主义。1949年12月7日，美国参议院议员法加逊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发表谈话：“无论如何，美国必须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若是容许中共占领台湾，整个太平洋防卫线将趋崩溃。美国应该像对苏联封锁柏林时采取空中输送那样，竭力确保台湾才是。”(日本《读卖新闻》1949年12月9日)为争取国会的多数支持，确保民主党在大选中继续执政，杜鲁门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继续对台湾的蒋政权给予经济援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发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结盟后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中苏结盟，杜鲁门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这年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强调定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伸张时，强调美国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改变对台政策，为防止中共的进侵而决定加强台湾防卫。

这种背景下，台湾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的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并由此抛出的“控苏案”，便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