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宋庆龄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请董健吾再赴西安，通过张学良将已在西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著名医生马海德护送到陕北苏区。

董健吾到西安。翌日，便去东门里金家巷张公馆拜会张学良。此次，是他们第三次见面，彼此已经有了深厚了解与感情。

几个月前的那次陕北之行，董健吾回到西安受到少帅的热情款待。张学良社会关系密切，耳目众多，将董送往红军区域后，自然要对这位上海来的“周牧师”作些了解。很快便知，“周牧师”是中共的大特工，而且还了解到“周牧师”在古玩鉴赏学问上造诣颇深。

丰盛的家宴结束后，张学良与董健吾一边品茗，一边话古董。张学良让赵一荻捧来历年收藏的古瓷，董健吾一眼就辨出几只花大价钱买来的瓷瓶瓷碗是赝品。在董健吾悉心指点下，张学良掌握了一些鉴赏古玩的基本要领。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所收藏的古董中竟有不少是冒牌货。

张学良非常懊恼地对董健吾说，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空运西安时，被搬箱的勤务兵失手摔坏。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回上海后，通过松柏斋老板的介绍，从一位古玩商手里，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这一次便带来西安，送给了张学良和赵一荻。张学良、赵一荻见到这套彩瓷后，爱不释手。张学良欲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辞不受。张学良无奈，就问：“董先生，你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说，只要我张汉卿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

董健吾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如何创造机会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送到苏联去这件事，见张学良很激动又很有诚意，心想，这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便字斟句酌地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看得起，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董健吾边说边观察张学良，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便继续说道：“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出国，那就请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去读书。”

“行！”张学良一听，当即爽快应允，“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四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期间，秘密到沪，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现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店里，打电话约董健吾会面。少帅此次专程找董健吾，是了却在西安许下的诺言：送董健吾的儿子和另两个孩子赴苏读书。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我秘密来沪，所以不便在公寓见面。现在我的部下李杜将军要赴西欧，趁此机会让他将三个孩子带到国外，并说三个孩子出国费用他已交给李杜将军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地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就匆匆离沪返宁。

李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老部下，曾任吉林抗日义勇军司令(一说是中共秘密党员)，曾和著名的抗战将领马占山一道率领队伍在东北、在中苏边境坚持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辗转回国，暂住上海，现在受国民政府派遣，即将动身去西欧考察实业。张学良托他将董健吾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一并带到法国，然后再设法送到苏联。

冯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国事已谈妥，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负责办理。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随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