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黄慧英劈头盖脸一顿骂。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枝粉笔冲到马路上，在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不料，被“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撞见，巡捕使劲地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场。因未能及时医治，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英家生活的4年，虽十分辛酸、艰难，但总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过来。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庆龄信使的身份到陕北送一封密信给中共中央。

此间，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他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当然，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灭共的。他所说的中共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是企图通过谈判，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解除武装，这自然是办不到的。

很快，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经宋子文送到宋庆龄处。宋庆龄在上海自己的寓所亲自召见了董健吾，拿出一封重要信函，叮嘱董健吾一定要当面呈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防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董健吾拿到了宋子文亲自签发的财政部特派专员的委任状。

1936年2月27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抵达陕北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张云逸等人热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说明来意，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已率红军过黄河东征，现驻扎在山西石楼，周恩来同志现在也不在瓦窑堡。宋庆龄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两封信可由我负责电报转达。”

在瓦窑堡逗留期间，董健吾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由他收养，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一听，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林伯渠转告毛泽东，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陕北。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㈢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㈣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㈤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㈥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联名电文离开瓦窑堡，踏上返回西安的路途。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不仅为后来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使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上海秘密党组织得以跟党中央接上了关系。中共中央当即派冯雪峰由陕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

冯雪峰到上海住在鲁迅先生家里。几天后，在宋庆龄的寓所，冯雪峰见到了董健吾。冯雪峰告诉董健吾：我来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