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他1921年毕业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

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之一的王弼(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赴苏联学习航空工程)一同去圣彼得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

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正式开始收养工作。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的孩子，有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蔡和森之子、杨殷之子及李立三的两个女儿。董健吾直接负责管理大同幼稚园。

1931年夏天，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秘密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董健吾身份暴露，只好住进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社会知名人士杨度家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隐蔽起来，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到街头。毛岸英背着小弟，搀着大弟，三兄弟从此过着流浪儿的生活。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一天，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去乞讨，回来一看，毛岸龙不见了，以后也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撰文说，毛岸龙是在大同幼稚园因病夭折。对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毛岸英当时已是一个虚年10岁的少年了，他应该是记得清清楚楚的。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故园韶山，跟他舅妈李崇德谈起往事，说大同幼稚园遭敌破坏后，他们三兄弟在流离颠沛中，小弟岸龙失去下落(见李崇德文：《从板仓到上海》)。同年冬，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跟毛岸英交谈时，毛岸英也说过这件事。

董健吾在杨度家住了几个月，后因杨度逝世，又搬到当时党的一个联络点霞飞路松柏斋古玩店楼上居住。他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后，便让妻子郑兰芳四处搜寻，最终将毛岸英、毛岸青找到带回收养在家里。当时与董健吾、郑兰芳夫妇一起生活的还有郑兰芳的母亲。董健吾的这位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常有怨言和微词。半年后，董健吾又将岸英、岸青两兄弟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其前妻黄慧英(一说名黄慧光)处，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住一阵子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英，说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黄慧英知道两个孩子的身份后，尽管守口如瓶，但总免不了胆战心惊，常为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胆。而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慧英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变换了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初到黄慧英家，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给黄慧英20元生活费，有时还给些补贴。这一时期，黄慧英家的生活基本稳定。1933年初，上海党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费的供给被中断。此时，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对黄慧英家的生活补贴也渐渐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黄慧英仅是一家庭妇女，身边已有4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7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黄慧英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领着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弥补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英也给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挣钱任务。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岸英、岸青当报童在街上叫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