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毛主席委托周恩来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周恩来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