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薄一波（右）

3．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作者注)同日，周恩来外长致函各国政府。2日，苏联政府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同志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当时，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21日，毛主席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致词，全场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

恰在这时(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毛主席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毛主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谈判，并将科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开)。1950年1月2日，毛主席致电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4日至16日，毛主席访问了列宁格勒。20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日，毛主席、周总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23日，周总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总理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5日，电请中央讨论。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同时，还签定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