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撰文记小平在太行:大家风范 举重若轻
2007年01月16日 10:50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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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一波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了邓小平在太行山时期工作的情况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多年,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音容笑貌依旧那样清晰。早在上个世纪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我就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成为他的副手,亲身领略了他的文韬武略。可以说,小平同志在太行山时期展现了他一系列鲜明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里记叙的,是几件往事的片断。

(一)记得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周总理当时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我边听边点头,对周总理的深刻分析深表同意。

回忆小平同志在开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斗岁月,在建党、建军、建政、作战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我们敬重的一代伟人“举重若轻”的战略家气度和才能。小平同志的这种才能和伯承同志的严谨、缜密相配合,相得益彰,使得刘邓成为当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班子。

(二)1937年9月,我遵照朱德总司令指示,率领山西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开赴晋东南,去控制上党地区。其时,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位于太行、太岳山脉的晋东南,历来是用兵之地,战略价值极高。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朱德、彭德怀同志主持,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我都参加了。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

根据会议决定,一二九师和决一纵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决一纵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太岳根据地。朱、彭还命令决一纵归八路军总部指挥。抗战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小平同志,是在1938年1月接替张浩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来到太行的。

2月,小平同志即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太原失守以来的工作,进一步部署实施战略展开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率先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调兵遣将,并与日寇勾结,向决死队进攻,企图消灭这支新军。

面对这一危局,我在决一纵预作了应变的准备。伯承、小平同志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迅速派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地区驰援。决一纵在三八六旅有力配合下,粉碎了阎的阴谋,为党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这次事变后,决一纵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粉碎“十二月事变”后,全面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成为紧迫任务。当时,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要求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分散的根据地逐步统一起来;二是在爱护干部和群众的前提下,纠正“十二月事变”后一度产生的“左”的倾向,继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伯承、小平同志审时度势,迅速采取措施。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山西黎城召开了冀南、太行、太岳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黎城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同年3月11日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讲话内容,部署了“建党、建政、建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4月22日,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做了报告。他着重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逐步过渡到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的必要性,强调中央关于晋东南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的重大意义,并阐述了当前必须实行的若干财经政策。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并就纠正根据地内出现的“左”倾偏向,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等问题讲了话。

会议决定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邓小平同志任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同志为委员;8月,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为主任,我和戎子和任副主任,作为过渡性质的全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

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制定颁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了“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

黎城会议后,北方局和小平同志紧紧抓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不放。1941年2月16日,小平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这时,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在党内加强民主思想的教育。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到党内,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批评说:有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结果,造成群众把一切错误都归结于共产党,“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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