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大批红卫兵集结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住宅门前，扬言要揪出这位“反毛泽东”的“反动文人”。毛泽东明令保护，周恩来安排郭沫若夫妇去新六干所避居逾月，终于化险为夷。郭沫若在以后写下的《水调歌头》中有这样的诗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这道出了当年红卫兵加诸郭沫若头上的种种罪名。

诗人以少有的激愤在同一首词中予以驳斥：“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

“诬我前曾叛党”，指的正是1928年春郭沫若流亡日本而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的一段经历。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确乎“闹市之中出虎”，不明真相的人们目为“脱党”（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它的涵义似仅次于叛党，不啻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文革之初更升级为“叛党”。

郭沫若不但是杰出的诗人和学术家，也是著名的革命家。正因此，他当然十分看重自己的政治名节。关于1928年春举家流亡日本的真相，郭沫若在1936年5月出版的《离沪之前》一书中作了曲折的透露。该书收录的是1928年正月十五至二月廿三的日记，记录了郭沫若因1927年岁末患伤寒而失却赴苏联的机缘，在病愈出院后的整整一个月间经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安排流亡日本的史实。碍于当时的处境，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明“有些不关紧要和不能发表的事情都删去了”，并特意申明这“不能发表”的原因非关“有妨害于我自己的名誉”。尽管如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从中发现个中端倪：

正月十九，星期四。晴。

……

中午将近时，民治（即李一氓）来，交来豪（即伍豪，周恩来的化名）兄签函，闻有新第三派出现（闽赣皖湘四省联盟），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对南京方面是一打击。

二月九日，星期四。

……

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这一家六口真是够我拖缠。安娜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国。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恼，脑子沉闷得难耐。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