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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普通人铸就了辉煌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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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对全国各省的民间音乐心中有数,音乐研究所首选湖南省展开了全面普查。张淑珍说:“对湖南全省民间音乐进行普查调动了很多人力,杨先生领着去的,花了很多时间。我没去,当时得有人看家,都走了也不行啊。回来以后要出书了,他们说:‘你得写一篇。’于是,把有关资料文字给我,我写了《新民歌和歌舞》。”

原标题:风雨中普通人铸就了辉煌

1957年张淑珍、何芸在贵州采访苗族歌手

李文如的一辈子除了在“运动”中浪费的时间,其他都默默地花在了100年间音乐期刊的搜集与编辑上。

在挖掘民间艺术的黄金时代,李万鹏整天在戏院待着录音,不愿意漏了任何一个。

◎刘红庆

7000个小时的传统音乐档案是怎么录回来的? 20万册的音乐图书资料是怎么搜集来的? 资料员为何都甘愿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百岁老人蒋凤英为何赢得研究所人的尊敬?

退休时,唱片四万张、录音带七千盒

张淑珍·音乐档案组负责人

张淑珍1953年随研究所搬到北京的时候,才21岁。一到北京,在研究所工作的丈夫晓星就率队到山西河曲采风走了。张淑珍一个人带孩子,她记得,李元庆领导下的研究所,所有人都能心往一处想。领导号召干什么,大家自然就去做了。

晓星从山西回北京不久,张淑珍去太原采访“山西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这是1954年。多年后张淑珍说:“山西戏曲有的已经失传了,这时候恢复上演,我们录了音。”因为晓星一行到河曲采风没有带录音机,为了弥补遗憾,张淑珍还专门补录了河曲民歌。

张淑珍记得所有人贯彻的主要思想就是李元庆强调的“积累资料”的思想。李元庆号召大伙,要明白研究所的任务:一个是出研究成果,一个是积累资料,而积累资料是必须要做的。20世纪50年代,传承了古老民族记忆的好多老人年纪都大了。李元庆说:“现在不抓紧收集到的话,将来这些宝贵的东西就失传了。大家要有一种紧迫的、抢救的思想在。”

张淑珍说:“领导经常讲,我们无形中有一种自己肩上担着重大责任的心态,不计较条件,能够搜集来的尽量搜集、拼命往所里搜。‘抢’和‘救’,把消失的音乐拉回来,是这么一个心态。我们努力多搜集一些东西,让全国各个音乐单位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想要用的都能够用上。经过一段努力,研究所的资料保存情况被公认为是比较多比较全的。好多音乐单位都上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

张淑珍尽快融入了研究所的团队。1957年4月,她与何芸、简其华结伴离开北京,“五一”前到了贵阳,去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州苗寨采风。三个人直接到老百姓家里去采访调查。因为来不及记谱,主要采用录音的方式。他们汲取了河曲采风经验,要了解民歌跟演唱者生活的关系,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唱?为什么是这个词?为什么是这个调?”

在贵州基层工作了5个月,他们才回到北京。回来就完成了两本书,一本《苗族芦笙》,以简其华为主;一本《苗族民歌》,以何芸为主。

为了做到对全国各省的民间音乐心中有数,音乐研究所首选湖南省展开了全面普查。张淑珍说:“对湖南全省民间音乐进行普查调动了很多人力,杨先生领着去的,花了很多时间。我没去,当时得有人看家,都走了也不行啊。回来以后要出书了,他们说:‘你得写一篇。’于是,把有关资料文字给我,我写了《新民歌和歌舞》。”

1959年的一天,李元庆找到张淑珍说:“上海唱片厂要销毁一批唱片,挺急的,你现在赶快走,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匆忙买了火车票,第二天,张淑珍带着一张介绍信到了上海。没人接站,她直接找到了唱片厂。映入张淑珍眼帘的是,厂子在户外挖了一个大坑,无法计数的旧唱片堆了很高准备销毁。销毁是为了用原料加工新产品。张淑珍从中选了一万多张,运回研究所保存。

研究所成立了“资料室音乐档案组”,一共四个人,张淑珍担任负责人。张淑珍没有辜负李元庆的期望,她说:“弄得像样一些,打个好基础。我退休的时候,唱片有四万张,录音带七千来盒。”

李文如·图书采购员、装订员

李师傅完成了380万字巨著

“李师傅”是音乐研究所的人对李文如老人的称呼。1924年李文如出生在河北枣强,他的父亲从小在北京琉璃厂装订古书,后来是北平图书馆的普通工人。李文如14岁也去琉璃厂古旧书店当了学徒。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20多岁的李文如处于半失业状态。研究所需要个装订书的,孔德墉就到琉璃厂打听。经人推荐,李文如于1954年进了研究所,担当图书采购工作。

虽然是采购,但有的可以“采”到却“购”不到。对音乐图书采集工作热心的李文如并不甘心,他就采取“复制”的办法丰富音乐研究所的馆藏。当时有了“晒蓝技术”,李文如说:“在纸上刷一种药水。拿原书放上去,在太阳底下一晒,蓝底白字的书页就出来了。”

作为非研究人员,搜集音乐图书需要的是事业心而非功利心。在那个时代,图书不会上门销售,都需要李文如到书店去跑。自己不研究不使用,干吗要下这个工夫?但是李文如不一样,他说:“收藏这些书,我就想着怎么能让研究所的资料室在世界上闻名。无论油印的、铅印的,还是我晒蓝复制的,最全。这些个事儿都是我自己脑子里头想的,我就是希望研究所能办成收藏最丰富的音乐研究所!”

那时候,音乐研究所在城外的十间房,李文如回忆说:“我跑到城里头来,好家伙,多老远啊!我得转书店,找。但是我有兴趣,所以能把它收集多了。你要没这个兴趣,爱买不买,我不是也拿工资吗?”

李文如买书,一种一般都买三本,甚至四本。其中,有出借的。一本搁到库里保存,一般不给读者拿走。如果只有一本,读者要使用,设法复印。李文如说:“复印完了,我把它装订起来,搁到头儿里,出借。争取做到,读者想看什么,我这里都有。”

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十年里,图书采购员、装订员李文如数十年如一日,让大量破损严重的古旧图书和刊物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不过,李文如最重要的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380万字的煌煌巨编,2005年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音乐研究所人骄傲于他们的资料,那么,李文如的这种“资料跑捡精神”就应该成为他们骄傲的资本。在很多年里,大家都知道李文如在编这些目录,但是他不是在大家的期待中完成了成果,是在大家无意关注的前提下,给了世界一个惊喜。

李文如的一辈子除了在“运动”中浪费的时间,其他都默默地花在了100年间音乐期刊的搜集与编辑上。当他编好《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十年里,李文如和大学者们也结下了友谊。让著名学者李纯一念念不忘的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日子里,李文如一如既往地和自己交往。李文如回忆说:“他有时候需要让我找个什么书,我就想尽办法给他找去。我经常上书店,跟书店也熟,谁看见这个书的时候通知我,我就给他买了送去。”

李万鹏·录音师、技工

我这台录音机和研究所一起转动

1930年,李万鹏出生在保定。小时候因动手能力强,人送外号“李万能”。1953年2月,李万鹏到天津进了音乐研究所工作。那时,所里只有两三台录音机,坏了没人修。李万鹏一来,就修好了。领导说:“这小伙子不错,你就安心在这里工作吧!”

管平湖是古琴研究会旧人。李万鹏说:“他这个人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的人都接触,共产党需要经费他也给,和周恩来还认识。管平湖琴弹得挺好,我给他录过《高山流水》。他把谱打出来,我就给他录。”

20世纪50年代全国民间音乐调演,持续一年多。那是个红火的挖掘民间艺术的黄金时代,李万鹏整天在戏院待着录音,不愿意漏了任何一个。各省市来的表演团体、部队文艺团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演出,有什么乐队,要什么设备录制,李万鹏都最清楚,然后他就跟着演出、搞录音。

李万鹏说:“杨荫浏不管技术工作,但录音他也找我。我给曹安和录过不少琵琶曲。跟着采访队出去录的也不少,云南、西安我都去录过。简其华去新疆,我给他做的机器。张淑珍是技术方面组长,我跟她去五台山,还录山西民歌。我爱好音乐,尤其爱好民歌。那时一天录很多,老艺人唱歌真不错。”

1954年到1955年,研究所没有多少经费,但还是通过北京市交电公司从东德订了六台录音机。但是,德国进口货到中国不能用,是半完整的,只能录不能放。要听,还要戴上耳机。李万鹏研究的结果是磁头不行,他就开始造磁头,终于改造了德国的六台机器,大大缓解了研究所设备的压力。大家出去采访,都用李万鹏的机器。

一次,李元庆对李万鹏说:“我表哥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录音机不能用,你帮助看看。”李万鹏回忆说:“咱们国家使用的是50度的电,他的是60度的电,我们这里没有啊!这就得改机器部分,研究对了就能用了。我给钱学森修仪器,他媳妇蒋英是歌唱家。他家好多录音机都让我鼓捣,让我修过,给改速度。”

有一回,钱学森对李万鹏说:“李万鹏啊,你文化太低啊,到大学读书吧!”可能钱学森觉得李万鹏聪明、手巧、点子多,希望李万鹏有更大出息。钱学森说通李元庆,李万鹏就被钱学森安排到了中山大学。遗憾的是,李万鹏到了大学,因为基础太差,接受不了所学内容,记不了,跟不上。很遗憾,一次很难得的提升自己的机会,就此丧失了。

在研究所40年,清华大学曾试图调李万鹏,广播电台更是调了很多次。李万鹏说:“如果我一走,没人管这些设备了。李元庆不可能让我走,我也就没提。我像研究所的一台机器了,和研究所一起转动,很好。这就是我的一生。”

蒋凤英

蒋凤英·保姆

照顾了研究所的老人又照顾了研究所的孩子

2014年,蒋凤英100岁了。与研究所一起走过60年岁月的人里,她算年纪最大的一个。她是杨荫浏、曹安和家的保姆,即使后来成了研究所的家属,她都不能算研究所的人。但是,研究所的老人说起她来,满怀情感。蒋凤英照顾了研究所的老人,也照顾了研究所的孩子,以保证研究员们可以安心去搜集资料。

蒋凤英出生在无锡农村,5岁那年,父亲把她卖给地主家做丫头。21岁,地主死了,地主婆把蒋凤英卖给一个老实农民做老婆。蒋凤英25岁生下一个男孩,又过了3年,丈夫死了。家里欠债多,在村里无法生活的蒋凤英到无锡城里去做保姆。第一个雇主是医生,后来换到曹安和家里。遗憾的是,儿子15岁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蒋凤英赶回去把儿子抱在怀里,孩子吐了一口血,死了。

曹安和的父亲去世后,蒋凤英继续照顾曹安和的母亲。全国解放后,曹安和接母亲到北京,也把蒋凤英接到了研究所。曹安和说:“你没有别的依靠,我养得了你!”

到了北京,研究所烧锅炉的罗玉山单身,大家做媒,蒋凤英就成了研究所家属了。

“大跃进”时期,资料室李文如组织了一个“装订小组”,蒋凤英还有别人家的保姆都积极参加,李文如指导他们修补研究所破损的古籍。蒋凤英在其中非常负责任,弄好一本又一本,不晓得弄好多少本。两三年时间,一分钱也没拿,全都是义务的。

在十间房,谁家有困难,蒋凤英都热心帮忙。1967年,音乐研究所搬到新源里,蒋凤英卖冰棍,替人家订报纸,服务社区居民,干力所能及的事情,挣了钱给集体。居委会成立后,她被吸收进去,分管治安保卫。

“文革”期间,音乐研究所的人下放到“干校”了,孩子们怎么办?蒋凤英给所有研究员的孩子做饭吃。孩子们有的上小学,有的上中学,她去学校出席每个孩子的家长会。星期天,带孩子们去北海公园、颐和园。出发前,烙一大摞饼带去吃,还要在公园里照相。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蒋凤英,最放心!

蒋凤英逐渐年纪大了,又不是研究所编制里的人员,但每一任所长,都把蒋凤英当成家人。第六任所长田青记得,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张春香来找他谈蒋凤英的问题。所有人的共识是:研究所再穷,该给蒋凤英的钱一个不能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明确:虽然只是一个家属,虽然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再有了,但是蒋凤英已经融入研究所这么多年,应该照顾好老人!

在蒋凤英百岁生日的时候,研究所不少老人和他们的孩子自发来为她过生日。因为她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是见证了研究所60年岁月的一个可贵的存在。

图片提供/张春香 刘晓辉 弓宇杰

标签:音乐 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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