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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六十年

2013年10月31日 03:49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屯垦六十年

91岁的原一师10团团长龙有林感到不适,吸上了氧气。龙有林目前生活在四川宜宾,因身体原因无法搭乘飞机,但他执意要来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于是乘火车辗转数天赶到阿拉尔。好在他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并无大碍。本报记者 赵青摄

“冰峰五姑娘”中的姜同云、刘君淑、王明珠和陈桂英(从左至右)在红枣节上相逢。1957年,打通天山、连接南北疆交通的乌库公路开始修建,参加支边建设的田桂芬等5位姑娘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在海拔4280米的冰达坂上和男人一样开山修路。后来,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将她们誉为“冰峰五姑娘”。本报记者 赵青摄

72岁的杨海涵从上海赶来,与平日不见的老战友、老朋友们开怀畅饮后在宾馆房间内侃侃而谈。杨海涵是上海知青、一师原副师长,1963年与女朋友一起进疆支边,后来在这里结婚安家,直到2001年退休后回到上海。本报记者 赵青摄

88岁的“老八路”徐世禄在干休所颐养天年。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随军进疆的第一批建设者,备受人们尊重。贺延光摄

49岁的兵团一师医院院长、心血管病专家茶春喜,先后获得兵团及阿克苏市科技成果奖21项,也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服务的这所医院,设备一流,医术精湛,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信赖。贺延光摄

一名女工在一家生产玄武岩纤维的车间里忙碌。玄武岩纤维被誉为“21世纪的新材料”,这家企业由一师二团与四川一家公司共同组建,体现了“依托农业办工业,围绕资源上项目”的发展理念。贺延光摄

在一师阿拉尔市的大漠枣业公司,来自上海的营销中心总监顾汝云(左)和运营中心主任李红光在一起。顾汝云是一名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被公司高薪聘任负责公司的整个销售工作,他一谈起新疆的红枣便兴奋得手舞足蹈,他认为这一行大有可为。本报记者 赵青摄

坐落在一师阿拉尔市的塔里木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植物检疫专业大三的黄克强在实验室和同学们上《有机磷中毒的解救》课,抢救中毒的兔子。他的爷爷、奶奶都来自四川,他生长在这里,是军垦第三代人。本报记者 赵青摄

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红枣飘香,高朋满座。特意被邀请回到一师的段晓兰老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老战友、老朋友和老部下的热情拥抱。今年84岁的段晓兰是农一师原师长林海清的夫人,1949年她随部队从甘肃酒泉出发,背着干粮边打仗边行军,历经40多天步行进疆。在女儿的陪伴下,她见人就拉着手说:“这里今天发生的巨变,是几代军垦人共同艰苦奋斗的结果。”

10月2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举行建师60周年庆祝大会,第四届阿拉尔红枣文化节也同时举行。曾经的戈壁荒滩,如今已变成阡陌纵横的绿洲田野,成为著名的红枣之乡,也成为重要的粮、棉、果、畜生产基地。

一师是一支在战争年代战功卓著的部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胜利完成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征北返”,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 “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后期,部队翻越祁连山,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12月,全师进驻南疆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

1953年6月,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步兵五师全师6328名指战员奉命脱下军装,集体转业为生产大军,整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农一师划归兵团辖制。从此,这支驰名中外的英雄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荒造田,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无缰野马”的塔里木河两岸,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屯垦奇迹。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正是对这支部队的准确概括。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县级阿拉尔市,实行“师市合一”的管理体制,师市成为兵团人建设的一座拥有30万人口的军垦新城。

一师原政委张长坤这次也和老伴儿一起从乌鲁木齐赶了回来。他今年80岁,仍直着腰,高高的个子,思维敏捷,讲话清晰。他1949年进疆,1958年来到一师工作。离休后他回来过多次,在这位第一代军垦人看来,兵团的巨大变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实现了当年他们那代人的梦想。

回忆起屯垦岁月,张长坤唏嘘不已,他说:“当年吃过的苦一言难尽啊!”部队刚来到这片荒原时,为减轻国家负担,自力更生,种地造田,开渠引水。粮食不够吃,部队就吃草,瓜菜代。比饿肚子更受不了的是蚊虫叮咬。人们走路一张嘴说话,蚊子就都飞进嘴里。蚊虫咬得人睡不好觉,直到1952年部队发了蚊帐。

段晓兰介绍,创业初期,部队只能喝盐碱水,露天宿营,后来才住上 “地窝子”。战士们每天与“两个月亮、一个太阳”为伴——早晨出工时,月亮还挂在天上;戈壁沙漠昼夜温差大,中午异常炎热,头上顶着个大太阳;晚上又出月亮时才收工。

81岁的“老八路”吉育海如今生活在阿克苏市,这次他特地穿上了面料讲究的中山装。当年物资匮乏,一直到1951年下半年,部队穿着的还是1949年进疆前发的一身军装。部队要开荒戍边,还要执勤,衣服破了,起初大家还缝缝补补,可后来这唯一的一身军装根本无法应付。1951年夏季,吉育海他们班的12名班长和战士就脱成一丝不挂地干活儿,以免磨破衣服。开始他们班对这种“裸体开荒”秘而不宣,进行保密,后来才发现这种情况在其他班排也很普遍。

1963年,黄浦江畔响起了震撼人心的口号:“把青春献给塔里木”。在中央的号召下,在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的激励下,上海知识青年争先恐后报名支边,纷纷“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据一师原副师长、上海知青杨海涵介绍,从1963年到1966年间,共有4650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一师;而共有96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号称十万上海支边青年。据张长坤介绍,仅一师12团,这4年间来自上海的知青就达4700多人,而12团总共才5000多人。这些支边青年的年龄在十四五岁到25岁,大多数是稚气未消的学生。

1963年7月30日,22岁的杨海涵和女朋友一同从上海来到新疆兵团。那时他已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自愿申请进疆援边。刚来的时候,他和女朋友在一个连队,被发现后两个人只好分开了,那时兵团是不允许谈恋爱的。直到1970年,他和女朋友终于结成正果,他们把各自的床板搬到了一间屋里,就算是结婚了。

杨海涵到新疆后第一次吃肉是在1964年的元旦,距他进疆已经整整5个月了。那时平常每天的早饭是苞谷糊糊,午饭是苞谷面馒头加一勺清水煮白菜或者清水煮葫芦瓜。元旦那天吃正餐前,连里先给大家上了西瓜和哈密瓜。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为了让大家先填肚子,于是只吃了一块儿,留着肚子吃好的。开饭时,每10人一圈席地而坐,围着七八个菜,多是素炒菜,都是拿盆盛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杨海涵还有些激动:“肯定有红烧肉的!”但每人只有一块儿,火柴盒大的一块儿红烧肉,还没尝出味道就已经进肚了。那顿饭,也是杨海涵入疆后第一次见到白面馍,只是传到他的时候,盆已经空了,他还是没吃上。

一师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此外还有来自广东、河南、江苏、湖南、山东等地的支边青年。上海知青多数都是退休后才回到上海养老,中间调回去的只占20%。直到现在,还有四五百名上海知青留在兵团。在杨海涵看来,当时全国知识青年都在“上山下乡”,他们到新疆来支边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回忆起这段军垦岁月时大家都会深有感触。杨海涵说,在这段支边经历中,他们有苦有累,有甘甜有辛酸,但惟独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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