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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

2013年10月16日 10:06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认为,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如莫言一样懂得翻译、懂得译介学,他以近期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为例,张炜称很多译者“只翻译故事不翻译语言”,张炜没法容忍,因此终止了许多作品的译介出版,并采取了严格的翻译要求:译者的选择要经过作者认可,长篇小说每翻译一章都要给作者检查审核,作者觉得翻译得不够好就推倒重来。

“这些要求听上去有点道理,体现了作家的认真严肃,但其实是对翻译作品的外行话。作家为自己的读者而创作,译者也是为他的读者而翻译,为了让他的读者接受、认可(作品)。如果读者不接受,翻译是不成功的。”谢天振说。

谢天振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在语言文字的转换方面,杨宪益翻译的版本做得很不错,而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译本则因改动很多,受到很多批评。但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奉献出很忠实的译本,但没有读者去看,这样的翻译活动能算是成功的吗?”

在谢天振带领学生做《红楼梦》英译史研究时发现,在英美学术圈,在涉及中国或亚洲文学史等有关《红楼梦》的内容中,一般都直接收录、援引霍克思的译本,《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克思的译本片段;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两种译本并列于参考书目,但在引文中,基本都选用霍克思译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六十五所大学图书馆中,十三所藏有霍克思译本,藏有杨宪益译本的仅有两所。而在亚马逊网站的评分中,普通读者对霍克思译本一致推崇,而杨宪益译本的得分却相当低。

除此之外,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与《中国文学》杂志均于本世纪初停止出版,前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引起读者任何反响,而后者在1990年以后,出现大量读者流失状况。

“只在源语(输出方)环境下考察译者和译作,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翻译水平,也不能说明这个团队整体的翻译水平,必须通过接受方的反馈才能发现在译语环境下哪些译者的哪些翻译能或不能被接受。”在考察多个样本之后,谢天振总结道。

谢天振认为,西方读者接受华语作家时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译介西方作品,而西方读者则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渐渐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兴趣,“也就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水平。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删节,将故事本土化,改成章回体小说。现在我们翻译出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一种策略,不要操之过急追求全译本。”

谢天振以今年8月上海芭蕾舞团在伦敦大剧院演出《简·爱》举隅,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外译”案例。“用现代芭蕾演出《简·爱》,是用对方的文化语言演出他们熟悉的故事,但这是重新被中国人改编的,以‘疯女人’贝莎与简·爱、罗彻斯特演绎了现代人的情感关系,体现了中国因素。英国观众都表示下次愿意再看上芭演绎中国故事。我们的文学翻译,也应该这样处理,一步一步来,从国外读者熟悉的东西开始,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让他们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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