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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无可奈何边缘路?

2013年10月14日 10:03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水彩画,无可奈何边缘路?

  1945年,哈定(左)和老师张充仁在上海。

  1945年,哈定(左)和老师张充仁在上海。

(上接4版)

方水彩画引入了翰墨艺术的王国。

1852年,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在上海建造徐家汇老教堂,在其原有绘画雕塑工作室的基础上,扩展成“艺术学校”(编注:即土山湾画馆前身)。范廷佐邀请同样在罗马的艺术学校学过绘画的马义谷神父共同任教,最先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授西方的绘画和雕塑,这所学校也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1872年,“艺术学校”迁入土山湾并扩建成土山湾画馆后,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陆伯都担任了画馆的首位主任。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两年后,他的学生兼助手刘德斋代为主持土山湾画馆的工作,并分管水彩画教学。

土山湾画馆最早传授的是西方早期水彩画技巧,直到刘德斋在法国著名的《插图杂志》里发现了法国人维涅尔(Pierre Vignal 1855-1925)的水彩画。刘德斋知道,西方水彩画画风深受维涅尔影响,便留意着将杂志上陆续发表的维涅尔水彩画汇集成册,供学生临摹。1880年至1912年的40多年里,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成熟、人才涌现的阶段,也是刘德斋个人吸收和探索水彩画的时代。在刘德斋看来,西方传来的水彩画和中国的水墨画,特别是没骨画法十分近似,他把中国画的笔墨情趣融入水彩画的技法,将源自西方的水彩画逐渐发展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水彩画。

土山湾历史研究者陈耀王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说:“刘修士曾在徐汇公学学过中国画,所以进入‘艺术学校’学西画时,自然而然地保持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和艺术情趣,他的水彩风景画在上海曾名重一时,可以说他是中国水彩画的开拓者。”

陈耀王告诉《艺术评论》,刘德斋与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也有密切私交,任伯年通过刘德斋接触西洋绘画艺术,而刘德斋则带领画馆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技艺。

刘海粟、徐悲鸿、汪亚尘、周湘、张聿光、丁悚都曾师从刘德斋。自幼在土山湾画馆学习的爱尔兰人安敬斋、日本人田中德、余凯三位修士也是维涅尔的追随者,他们三人淡泊名利,终身致力于艺术和教育。在刘德斋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后来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的徐咏青。

9岁那年,孤儿徐咏青被送入土山湾孤儿院,刘德斋赏识其天赋便令其主攻水彩画。徐咏青聪明好学,他崇拜维涅尔,不仅学习西方水彩的技巧,还求教于任伯年、吴昌硕,学习中国画的技巧。

张充仁曾这样评价徐咏青的水彩画——中国的水彩画起步比英国晚了近一个世纪,但从临摹维涅尔的水彩画开始,它的起点却是极高的。徐咏青画水彩画时,一点一画、中锋偏锋,都用得比欧洲的水彩画家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当时世界上所达到的水平不相上下,也可以说一开始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水彩画的先进水平。所以本世纪初,也就是在1909年,在我国早期的西洋画家中跳出一个有较高成就的水彩画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中国已开始有了真正世界水平的水彩画家;其后不久,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回国,他也画水彩画,但作品不多,不如徐咏青以水彩画为主,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徐被公认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

复调:海上画室独领风骚

与徐咏青同时代的水彩画家兼教师有李叔同、周湘、王济远等人。根据上海美术史研究者黄可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向《艺术评论》提供的资料记载,1910年李叔同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毕业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城东女子学校,同时传授水彩画;1910年,由土山湾画馆毕业的周湘创办的上海油画院和1911年创办的背景画传习所,均有水彩画技法传授;1912年,王济远、倪贻德、潘思同、李咏森等也在上海美专执教过水彩画课程;1918年成立的国立北京美专有专门的水彩教师;1922年,颜文樑等人创建了私立苏州美专,黄觉寺等西画教师都长于水彩画教学;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并于次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老师大都留学海外,毕业于该校的吕霞光、胡善余、吴冠中等都擅长水彩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成立的“艺光社”、“水彩画会”和上海的“默社”、“穉澜社”、“决澜社”都促进了水彩画创作。

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在这些美术学校和社团的背后,还有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要群体——分散在上海各处的由私人开办的画室。在上海美专、苏州美专、新华艺专或迁校合并或停办的时代里,私人画室的水彩画教学和传播甚至起到了更深远的影响。

1913年,执教于上海美专的徐咏青开始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同时,他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水彩画馆”,招收学员。由于童年经历,他同情有志于学画的贫困青年,学费低廉,一时间学员甚多。杭穉英、金梅生、李慕白等人便是徐的学生,他们此后将水彩画用于商业广告,后来由于市场效益好,走上了绘制月份牌的道路。杭穉英曾创建“穉英画室”,培养了一些以擦笔水彩画方法创作月份牌年画的作者。

1923年,由画家陈秋草、潘思同、都雪鸥、方雪鸪等人在北四川路横浜路45号创办了“白鹅画会”(后更名为“白鹅绘画研究所”),带有研究班性质。“白鹅”招收具有相当绘画基础的学员入学,师生间教学相长。学员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兼美术史论家的江丰、旅美水彩画家程及、画家兼书法家费新我、画家兼博物馆学家沈之瑜等。该研究所出版有《白鹅》美术杂志,发表师生绘画作品和文章。

1929年,由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油画家陈抱一,在江湾其宅园陈家花园设立的“罍阳美术院”,也带有研究班性质,他聘请日本西洋画家、曾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执教的秋田义一担任指导老师。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对学生授课性质的画室。如油画家孟光在思南路设立的“孟光画室”(又名“集体画室”)、油画家任微音在常熟路淮海中路口主办的“东方画室”、费伯夷的艺风画室等。解放前,费伯夷曾供职于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费夫人在新华艺专停办前也是其中的美术教员。1952年,夫妇二人停办艺风画室远走香港,鲜有人还能记起这间画室。

不得不提的另一个私人画室是位于合肥路的“充仁画室”,画室主人就是张充仁。这位曾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塑像、被齐白石赞誉为“泥塑之神手”的艺术家,在油画和水彩画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与比利时连环画家埃尔热合作的《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享誉欧洲。

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陈耀王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谈起一些充仁先生的往事。1911年4岁时,张充仁进入土山湾孤儿院,接受了艺术启蒙教育。1914年7月进入天主教会办的类斯小学,日本画家田中德校长着意栽培张充仁的绘画基础。1921年,张充仁进入土山湾照相制版部,师从安敬斋修士,从捏着狼毫笔临摹《芥子园画谱》学习中国画开始逐步过渡到学习铅笔画、素描和维涅尔水彩画。张充仁有着深厚中国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画维涅尔的水彩画,常常在笔头上蘸上几种颜色,一笔下去“墨分五色”,淋漓尽致。他画的静物,大都无背景,大片留白,犹如中国画的写意花鸟,虽然只有轻快几笔,但色彩丰盈、水色充润,因此张充仁深得徐咏青赞赏。1931年7月,比利时驻华领事馆负责“中比庚款”的艾尔思(Hers)曾问张充仁:“你的水彩画很清新,你画得这样好,为什么要到西方去学画呢?”当即签给他200元支票,邀请张充仁到杭州、普陀写生几张水彩画。几个月后,张充仁还是踏上了西行之路,考取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后又转入雕塑高级班。

1935年,学成归国后的张充仁在上海展出了数十幅水彩画,其中在意大利的五幅写生画《故国遗迹》、《古堡夕照》、《艺术荟萃处》、《陋巷晨光》、《楼影波光》,色彩绚丽、水分充足、笔法简练,全然生动的维涅尔之风。1940年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将这批水彩画彩印出版,1941年第二次展出时被英国领事高价买走。1958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张充仁水彩画选》,紧接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张充仁水彩画印刷品,到1959年已连续再版三次,每次每幅印刷2万到2.5万张,印刷总数超过10万张,很快便售罄。胡曰龙告诉《艺术评论》,他在浙江美院求学期间为了临摹也专门买过一套上海人美出版的张充仁水彩画册。

张充仁回国后,改变了以往纯正的欧洲画风,回归到带有中国文人画情趣和意境的水彩画。他对学生说:“画成一幅好画,只有认真研究,体察物象,任何绝妙的色彩、笔法,都是自然创造的,我们描写它,就要忠实它,画画时,笔的运动要像鱼的尾巴在水中那样自然才行,单纯地追求笔法的趣味,是‘失之矢的’的。”

张充仁画西方水彩画,从不用西方水彩笔,而是采用北京荣宝斋李福寿特质的鹿狼毫书画笔。他一生画了百余幅水彩画,但经过“文革”洗劫,留存的仅有20余幅,2002年被他的女儿带往欧洲。陈耀王告诉《艺术评论》,除此以外,摄影家简庆福在香港存有《黄鱼》、上海马利颜料厂存有《鳜鱼》,比利时艾尔思先生藏有几幅风景写生,张充仁留存于世的水彩画总计约30余幅。

“充仁画室”开办持续十余年,先后招收学员200多人,授课内容涵盖水彩、素描、油画和雕塑,学员中有后来著名的水彩画家哈定。

上世纪40年代,哈定曾在充仁画室免费学画并被聘为助教,他一边谋生一边卖画,同时进行学习。1952年,哈定开办美术短训班“哈定画室”,开始了以教学为主的艺术生涯。1960年,哈定出任文化局新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职教师。1962年,因自然灾害,美校停止招生,文化局要求哈定恢复“哈定画室”教学。“文革”后,哈定被聘为上海油画雕塑院一级美术师,1991年退休赴美继续创作,2004年谢世。翻阅有关他的各种资料,关于哈定画室的情况寥寥几笔,唯有画室教材选本《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和《水彩画技法》等书籍被多次提及。

2013年是哈定诞辰90周年。今年1月,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了“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系列——哈定艺术座谈会”。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朱国荣在座谈会上说,他正着手编写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其中一点就是上海的水彩画,谈到上海水彩画室,充仁画室和哈定画室是一定要提到的。朱国荣认为,上海过去有很多画室,那是一段不能忘记也无法忘记、不能抹去也抹去不了的历史,今后应当一一加以梳理,这不仅对水彩画,而且对中国现代美术史将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行板:“小岛”上的艺术浪潮

今年81岁的潘长臻,1949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院)绘画系。在潘长臻印象里,他入校这年学校正式开设水彩课,老师是上海人朱金楼和旅日回国的赵崎。“那时我印象蛮深,下雪天,我们在杭州西泠桥下面画。一边画,雪一点点洒在画上,那时我们年轻,劲头很大,不怕冷。杭州写生,风景散得开,老师偶尔来看一下,然后集中起来讲评。”

潘长臻回忆,在国立艺专学习期间,水彩画通常在一二年级学习,每个学期三四个月,一个星期学四天。“潘思同先生入校后曾带过我几个月水彩画课。当时水彩的尺幅非常小,四开在那时来说已经非常大了。我们看到潘先生的作品很惊讶,他的写生很下功夫,他画的上海铁路运输站十分复杂,我当时看到很是钦佩。”

1955年潘长臻毕业时,国立艺专已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那时,正迎来新中国成立后水彩画大发展的年代。

继1949年8月第一届全国美展之后,1954年8月6日至22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水彩、速写展览”,展出了133位作者的244幅作品,其中水彩画数量过半数,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彩画家的第一次大检阅。

1955年3月,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北京举行,展览结束后,出版了《油画、水彩、素描选集》,其中水彩画作品占近三分之一。1960年至1961年,中国美协主办“全国水彩画巡回展览”,在乌鲁木齐、西安、长春、天津、南京、广州等地展出。1962年8月,《美术》杂志在京沪两地联合召开“水彩画座谈会”。

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期,中国水彩画迎来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展览、研究、出版、传播盛况空前。很多油画家、版画家、国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家纷纷参加水彩画创作,大陆水彩画的影响还远及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方。

当时,由于人们对水彩画认识限于其速写的性质,因此不要求水彩画创作像油画那样大幅绘画,也不要求重大题材创作,因此被冠以“轻音乐”、“无标题音乐”的水彩画成为各门类艺术家交流的平台,也成为各种形式问题探索的实验基地。吴冠中曾在北京举办的水彩画座谈会上如此评价水彩画:“水彩画好像小岛,处在油画和中国画两块陆地之间,两者都可以和水彩画有联系,在这小岛上碰头。”

“文革”期间,“小岛”上掀起的艺术浪潮退去。浩劫后不久,上海打破了水彩画界的沉寂,于1978年初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了“水彩画展”。同年4月,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6位水彩画家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水彩画联展”。1979年6月,上海青年宫举办了“沧浪画展”,207件作品中有38幅水彩和水粉作品。这年夏天,李咏森、雷雨、潘思同、张充仁、哈定等11人决定成立上海水彩画研究会。在此前后,新疆、武汉、北京、天津等多省市也建立了水彩画组织。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从事素描、水彩基础课教学的潘长臻已在浙江美院任教多年。1989年,他以浙江美院为基地,组织发起了一场水彩画展览,开启并亲历了水彩画在1990年代的发展。

“1989年展览的参与画家主要来自上海和江苏,这是当时国内的两大重镇。当时上海的画家没有凝聚性,发挥的作用不大,所以最初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水彩画展,反响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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