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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我们这代人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中转站

2013年08月15日 08:5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莫砺锋:我们这代人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中转站

程千帆先生指导读书。

程千帆先生指导读书。

莫砺锋在《百家讲坛》。

莫砺锋在《百家讲坛》。

莫砺锋

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8年下乡插队,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国内首位文学博士,曾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代表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唐宋诗歌论集》等,随笔集《浮生琐忆》、《漫话东坡》等。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7月初,在南京见到莫砺锋先生时,他刚做完直肠癌切除手术,正处于静养之中,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对莫先生的第一印象,徐徐然有古人之风,安静恬然,与酷夏聒噪的南京形成鲜明对比。这大概与他研究的古代文学有直接关联。同其他中文专业相比,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大概是最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门类了,它重视“学养”,强调“才情”,同时又具深厚的“训诂”功底。作为程千帆先生的高足,莫砺锋既延续了程先生那辈人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在杜甫、陆游和宋诗研究上造诣颇深,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但我们这辈人,至少对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这些了。”莫砺锋说。在他看来,由于先天不足,他们这辈人很难出大学者,“学术是一个薪尽火传的过程,烧到我们这一根时,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中间有一根稻草,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把它延续下去,烧到下面又是熊熊大火”。

读书时程千帆先生不许我们投稿

南都:你在1977年考上安徽大学的英语系,为什么1978年又去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莫砺锋:上大学前,我下乡插队十年。当时虽然生活艰苦,但也不觉得很苦。最麻烦是没书看,有时候我到县城新华书店去看,除了马恩列斯毛,基本都是跟风的书,我不爱看这些书。后来弄到一些古代文学类的书,比如《李白诗选》,反复看最后就能背出来了,后来考研也相对轻松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我们这届的学生很特殊,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上大学时我已近30岁了,但班上有比我还大的,但小的同学也就十六七岁。年纪大的就觉得按部就班读本科太慢,就想提前考研究生,当时政策也允许。我被人撺掇,这才开始准备。最初想考外文系,但当时我们还没学第二外语,没法考,最后临时选了南大中文系。

当时完全不知道南大中文系是怎么个情况,也不知道程千帆先生是谁,只知道他的研究方向是唐宋诗歌,这也是我的兴趣,所以就报了。后来程先生告诉我,当时很多人都主动联系过他,唯独后来我们考上的三个人没给他写过信。当时我也不懂这些事,在农村十年,对社会上的交际不懂,程先生也不管,他只看你的考卷。

南都:当时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是什么情况?

莫砺锋:大不如前。南大中文系原本继承了中央大学跟金陵大学两个“摊子”,又有胡小石这样的老先生,但“文革”后,老臣凋零,整体已趋衰弱。正因为此,程先生才在1978年被调到南大,虽然我们系还有几位老先生,但后来主要是程先生在支撑这个学科。

南都:程教授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莫砺锋:程先生给我们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由他亲自讲。当时是油印的讲义,后来扩充,就是现在一套四大册的《校雠广义》。还有一门是杜诗研究。

他就教了这两门,其他课就由我们自己选了。程先生认为这两门课是最基本的:校雠学教你古典文献学的东西,你怎么找书?怎么判断材料真伪?而杜诗研究,则是教你怎么解读文本,根据作品怎么来研究诗。

除此之外,主要就是自己读书,用他的话“我的本领全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看书就行了”。

南都:这里边也有种新旧结合的感觉。

莫砺锋:程先生幼年受的是传统教育,小时候跟他伯父在私塾里读书,后来又上新式中学,所以他是两面结合起来。对我们古代文学来讲,传统学术方法是基本功。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功,光学习新的方法,肯定做不好。我们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获得了硕士学位。接下来我又读了两年多的博士,前后共五年零一个月我都在埋头读书。当时主要功夫就是读书,按程先生的指导方法,你不读书,就完成不了任务。他让你读的书,必须写读书笔记,有的还需要写论文,每本他都会检查。那几年读得蛮辛苦,但也确实读了很多书,之后再没有这么好的阅读机会了。

南都:是不是可以说你是程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

莫砺锋:是的,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文学基础都是自己看了点书获得的。读研之前,我对写论文、做研究一无所知,都是程先生一手教出来的。

下乡以后,因为自己读书,对传统文化朦朦胧胧有点了解,但真正说把学术研究作为职业是从未有过的,直到见到程先生,这才坚定了我的专业思想。我在大学本科学外文的同学,后来大都进了外贸这行业,过得都比我好。他们那时来南大看我,问我“你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之类的话,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我早已心如古井,决定一辈子都这样,这是程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南都:在学术理念上,程先生对你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莫砺锋:程先生做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文献学跟文艺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对文学的批评一定要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你得先要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比如作者生平、写作时间等等,再来解读文本。什么都不管就解读文本,他认为是不对的。

我们读书时,程先生不许我们投稿,他觉得我们还不成熟,即使有点想法,也很幼稚,不需要去发表,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没有投过一篇稿,博士的时候才开始投稿。198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当时答辩会非常隆重,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等九位古代文学界的老先生都参加了我的答辩会。

南都:你从南大毕业后,是如何开始慢慢自己做学问的,是否有一个逐渐走出程先生影响的过程?

莫砺锋:程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文献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并不是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所以不会对你有什么束缚。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时,有的还是继承原来的思路和方向,比如研究杜甫,但我后来研究比较多的,其实是苏东坡和陆游,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人。老实说,我的研究不大像现在的一些学者,申请一个大课题,有严密的规划,三五年后出本专著。我就是凭兴趣,喜欢什么,就读得多一点,有点感想就写篇论文,所以我很少申报课题,也拒绝申报课题。

为什么呢?申报一个大课题,里面肯定有的内容自己不喜欢或不熟悉,但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做,而且申报课题是有要求的,三年五年总会有人检查,这也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一般是自己散漫做研究,我的研究对象也不会长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我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

南都:也就是说,你做研究,主要还是从兴趣出发?

莫砺锋:是的。我一般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比如说,研究唐诗的学者当然应该通读《全唐诗》,有的学者甚至读过十来遍。但是我只通读了一遍,然后就凭兴趣而选择重点来读了。因为我觉得《全唐诗》中有不少“恶诗”,我不欣赏它们,就不想读第二遍。这对我的研究肯定是不利的,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再通读第二遍。

当然,寸有所长,这种做法也有好处,那就是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这样,当我研究他们时,我就会带着几分感情。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著,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一般只愿意研究大家。

另一个特色也与此有关,就是我的研究较少与文献整理或考证有关,而以艺术分析为主。当然我尽量遵照程先生的教导,我也重视文献学研究,但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文献方面的工作。要让我花大力气来处理那些我感到索然寡味的文献材料,我会感到痛苦、烦躁。心情不好,工作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不如干脆避短、藏拙。

南都:你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江西诗派研究,这也是你的第一本书,它应当是你的成名作吧。

莫砺锋:这个题其实是临时改的,我本来是想做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对于朱熹,之前很多文学批评都说宋朝理学家反对文学,但我读了朱熹的东西,发现他其实在文学上很用劲而且也很在行,有很多好的看法。

所以我就想来研究一下他的文学思想。程先生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好。但因为选论题要看学界有没有这方面的成果,当时没有电脑,要查相关作品只有翻书,翻来翻去没找到,就想大概是没有,程先生凭记忆说好像也没看见谁发表过这个东西,但他还是叫我看看港台、日本的著作。就在我定选题前后,报纸上有报道,说钱穆先生在台湾出版了《朱子新学案》,我们知道这本书,但看不到,后来打听到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有这本书,于是程先生托林庚先生派人到张先生家把书借了出来,复印了一个目录。我一看,我想写的内容里面都有,虽然不知道里面具体写的什么,仍不得不放弃选题。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是黄庭坚,于是我转做江西诗派的论文。所以时间上还是有些匆忙。

南都:《江西诗派研究》在当时是不是有点翻案文章的意思?这种翻案文章,是不是当时研究的很重要一块?

莫砺锋:整体上有这种需要,五四以后,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都很低,基本以批评为主。到了1980年代,回归学术本身,不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干扰,但具体的问题很难讲,比如杜甫、陆游的诗选,原来就很强调,不存在翻案问题,继续发展就行了。但像黄庭坚、江西诗派这种偏重艺术,没有太强思想意识的,就必须翻案。当然也不是为翻而翻,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从学术的角度来求真。

南都:到1990年代初,你参与由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不是也包含了这样一个初衷?

莫砺锋:可以这么说,这套书整体上有点翻案的意思。匡亚明是南大的老校长,他研究孔子,写了《孔子评传》,他觉得我们之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轻视、太批判,整体评价也太低,应该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我写了其中的《杜甫评传》。

这套丛书最初计划是一百多册,后来扩充到两百多册。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选得很好,像李清照、关汉卿,他们是很好的文学家,但要说他有多少思想价值,很难说。照我看,这两百多本书去掉一些,选得再精一些,就更好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写出一块“砖头”

南都:1980年代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比较大,古代文学研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影响?

莫砺锋:也有。比如方法热,大概是我毕业那几年,很多东西涌进来,弄得眼花缭乱。当时,有学者就提出以前的旧方法不行了,不能出新成果了。尤其是“新三论”,简直有种不知“新三论”,就不配做学术研究的感觉。

1986年,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去之前,程先生对我说:“现在大家都在说‘新三论’,我也不懂什么叫‘新三论’,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去问问他们什么是‘新三论’,怎么用‘新三论’研究文学。”

我去的第一个月正好有个机会,接触到宇文所安(StephenO w en,汉学家)和他的学生张西龙。我当时跟张西龙一起坐宇文所安的车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宇文所安是东亚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张龙西专门研究西方文论的。车一上高速,我就说:“你们是怎么用‘新三论’研究文学的?”所安倒反问我:“什么是新三论?”然后张龙西就说:“用‘新三论’研究文学,是中国学者说的,美国学者不这样说,也没有谁用来研究文学。”回来后,我就写信给程先生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美国权威学者所说,他们根本没有用“新三论”研究文学。

南都:1986年去美国,你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当时对美国汉学界什么印象?

莫砺锋:当时跟美国学界接触的人并不多,哈佛几个人,耶鲁有两个,主要还是在那里看书。学术上其他的不太知道,就汉语言学的来说,他们人很少,像哈佛的东亚系,跟中国文学有关的就三四个人。有一次哈佛开一个亚洲学会的年会,我去听,有一个人在做关于周邦彦的报告,下面有二三十个人,后来我问他们,结果没有一个人读过周邦彦。研究的人少,就缺少对话者,中国文学研究并没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总体力量投入不够。但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思维活跃,不具成见。中国人有成见,比如说我们研究《楚辞》,有王逸注、朱熹注等等大量的注,我们会看以前的人是怎么说的。

南都:在古典文学方面,文献跟文艺学理论会有交叉,有的文献重些,有些文学重一点,这怎么来考量?

莫砺锋:我不完全是做文献研究,程先生的理念是要做好文学研究,文献是基础。我也不认为每一篇文章都要涉及文献。但是在宏观上面,一个比较扎实的文献基础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基础不扎实,就不行。就好比上面盖了座很好的楼,可是地基没搭好,就很容易倒塌。

南都:《江西诗派研究》之后,你似乎就没做过大的题目了,是不是在方法上有了变化?

莫砺锋:我还是喜欢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我一向的兴趣,我不做宏观的文章,我也不善于宏观的思考。《江西诗派研究》之后,我几乎就没有写过什么大部头了。

南都:很多学者,可能就是希望能写出一块“砖头”,别人无法绕开那种。

莫砺锋:我这辈子都不想。

南都:为什么呢?

莫砺锋:我断定我是写不好的,我勉强写块“砖头”,肯定写得很松,一搬就碎了。其次,什么是大部头呢?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算得上是大部头,但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条一条的,还是章节形式,它不过是数量多了,放在一起就显得很“重”,并没有什么体系。钱先生那么聪明,他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思考。你跟钱先生学问差太远了,你想写大部头的东西肯定写不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说实话那里面水分一定很多,或者是拼凑起来的,拼凑一个体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写点东西,有一点零星的想法就写一些零星的东西,不要去建构大文章。

实际上整个学术中间也不可能容忍太多大部头的东西。我们现在学术有一点虚、浮肿,表面上看很繁荣,看数量,那是不得了。比如说,杜甫研究,以前杜甫的论文每一篇我都要看,现在看不过来,有的也没心看,陈词滥调太多,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太少。所以我反对把生命耗在里头,反正我不想耗在这里头。

传统文化并不只是为了供学术研究

南都:你这种观念跟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有点格格不入。

莫砺锋:对,比如说评奖,我不大可能评上,至少几率比较低,一般评不上。我也没有什么重大成果,我也不太看好那些重大成果,里面的水太多。这些和我的性格不太符,我觉得一个普通的学者能有十篇八篇就不错了,哪能写那么多篇。真正有自己独创的东西不会很多,所以不能追求数量。许多大部头作品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不多,那何必写这么多呢。

南都:你在学术道路上,有没有遇到特别迷茫的时候?

莫砺锋:以前会有一点点迷惑,有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方向。读书时,有程先生指导;毕业后,主要精力又花在教书上,后来对自己到底做什么、做什么方向的研究,开始有一点点徘徊,不知该如何继续。

这个问题,后来也没解决,我并没有找一个很好的方向。究其原因,只能说我比较散漫,自己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很多人做学问,都喜欢用偏门的题材,这样容易出新成果,我不会这样,因为很多偏的东西本身价值不是很高,所以我是比较集中地研究我喜欢的那几个作家。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只能算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完全从爱好和兴趣出发,所以也没有宏大的规划,我的学术都是随机的,有心得就写一点,没心得就不写,光读也很好。以前很多老先生把典籍读得滚瓜烂熟,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文章,不是说读就是为了出成绩。传统文化传到现在并不是为了供学术研究的,它本来就是供你阅读,给你提供精神上的滋养。

南都:你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心态,实在是非常难得。

莫砺锋: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有过知青经历的,被“文革”耽误掉一二十年的人,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实际是传统文化的中转站。我们把老一辈传给我们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传下去。我们这代人,要出什么大师几乎不可能,至少我是不可能的。毕竟基础太差,从事这个工作也是半道出家,不是正常的学习过程,也没经过严格训练成长起来,很多人是三十多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术训练的。

南都:那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莫砺锋:第一是天分,像我两辈子也到不了真正的大学者那种成就,我没有那个天分;第二是献身学术的精神;第三是好的方法、好的环境,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就成不了大学者。不过,真正走得远的是凭天分,像我这样一般的人,即便受到熏陶,也很勤奋,但到了关键时候还是上不去,研究水平到了一定层次再想突破就非常困难。这是没办法的事。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论语》、《杜诗》、《苏轼全集》,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种。

你个人最满意自己哪本著作?

讲纯学术著作的话,论文集可能会好一些,《唐宋诗歌论集》、《朱熹文学研究》我都花了很大心思。不过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书倒是《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这些非学术性的,写完之后很有感情,也拥有一些读者。

现在手头正在做什么工作?

整理《诗意生存》,从屈原开始,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我准备做这六个人。写他们诗意的感觉,人生当中境界的超远。

你平时的工作习惯是怎样?

我不熬夜,平时也不太疲劳,现在晚上不写文章也不读正式的书,读些轻松的读物,看报或者看电视。早上早起,比较散漫。学校规定的东西都是按部就班,但是我在家里自己做事的时候抓得不是很紧,不是废寝忘食的,觉得那样不好,生命是最重要的,最近又因为癌症做了手术,就在家里休养,平时就看看报纸。

有什么业余爱好?

现在没有了。中学时喜欢踢足球,当知青时喜欢围棋,水平不高加上没时间,好多年都不碰了。爱好就是看书了,看闲书,刚刚出门的时候还让老伴帮我在网上买《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我比较想看。

监制:崔向红 戴新伟

统筹:刘炜茗

题签:孙晓云

刊头设计:严丽萍

B 14-15版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刘沛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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