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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毛泽东 王稼祥组成中央队3人团 为何与博古矛盾加深? (3)

2012年06月20日 09:16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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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第三,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求一时缓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没有会见。张闻天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参加谈判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潘行健(汉年),从白区到苏区,都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全权代表于1933年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草签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徐名鸿、吴明等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邓发等前往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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