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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极度厌恶江青,却为何不处置她?

2012年03月26日 14:41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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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为,在政治上终于走到尽头。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钓鱼台11号楼旁边的17号楼,那里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功能厅,并能做头发,结果被江青一人占据。不过在1974年以前,她还经常回中南海拨弄是非,愿意长久住在外面,是因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政治权力的增长,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极点,完全以“女皇”的派头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附近专门修的201号住所、钓鱼台的10号楼(17号楼实际也被她一人控制)、颐和园一处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搞得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八亿人口只有八个戏”这种极为可悲的文化荒漠状态,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黄色的影片和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拢所需求的人(当时江青对其死党表示亲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请其看片子)。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饭不满意,便声言“我不出钱”。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后,毛泽东一面肯定这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一面也认清了江青的野心,从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并亲自给他们加上“四人帮”这一称号,还申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从这时起,江青想见毛泽东,也要事先写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

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听到这话,王洪文、姚文元脸都吓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了。江青本人和张春桥这时却脸不变色,毕竟是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毛泽东还不至于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的孟锦云也回忆说,毛泽东此时在生活上对江青已是厌恶至极,平时不许她来看望。江青为了拉拢张玉凤、孟锦云,送来衣服和其他东西,毛泽东得知后便生气地说:“她给的东西你们不要要!”

有一次,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孟锦云,如果自己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样看?

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当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话也都公布出来,这都是事实。不过许多人也产生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毛泽东晚年那样厌恶江青,斥责如此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说出她“是一个大女流氓”,可是为什么不处置她呢?当时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周恩来,为什么也会对此事搁置而不便处理呢?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75年内一再批评“四人帮”后,发现邓小平事实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又感到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此又要依靠“四人帮”这一伙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于1977年在讲话中也说明,毛主席去世,才解决了处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晚年将江青一伙定为“四人帮”,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于党内健康力量同他们斗争,以及最后将其粉碎还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当初重用江青是一个严重错误,然而毛泽东毕竟还是认清了其丑恶面貌,这在历史上仍应公正地写上一笔。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革”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革”……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判“四人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客观地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属于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结论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属于过左的思想指导,目的还是把国家搞好,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从生活追求看,毛泽东直至晚年还是朴素的,进行政治斗争的确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江青则完全不同,这个从旧中国黑社会和污泥中滚出来的“大女流氓”进行的“政治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工作过的人也都体会到,他们二人的情操和志趣也完全不同,当初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和悲剧。

毛泽东病逝前夕,江青毫无悲伤之感,于9月初不顾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也要有女皇”之类令人惊愕的怪论。这不仅反映出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和利令智昏,也说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极其低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到达大寨后,把人们集中起来,询问大家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环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随父姓,在场找不出一个随母姓的人。江青大为不满,竟要求当地人以后要随母姓。这一番荒诞不堪、违反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普遍习俗的做法,让大寨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这时的江青,不仅大肆称颂宣传历史上暴虐却又能擅权的吕后、武后,甚至还有韦后、西太后……其司马昭之心,当时对国内有政治头脑者而言几乎是路人皆知。她还模仿武则天的唐装模式,设计了奇形怪状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无余。她口口声声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她的这一套当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上受千年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之深,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任务的实现真是任重道远!

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央值班的领导人通知江青尽快回北京。当时中央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泽东确定的。

病危之际的毛泽东,头脑仍然清醒,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后的自我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检讨这件事为何会遭到多数人反对,还担心交班时可能“血雨腥风”,对后事认为“只有天知道”。从这番话看,他预见到了那些“左派”可能会被解决,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血雨腥风”,而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就顺利地解决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经过一次次抢救,毛泽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这时他对老一代同志的怀念之情也涌上了心头,也许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种表现。据孟锦云回忆,当快到最后的时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员围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毛泽东的床前,实际上是在告别。毛泽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发现叶剑英走过来时,嘴唇却微微动了一下。孟锦云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肯定是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剑英马上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那位领导着老帅们夺取了政权的领袖,此刻凝视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临终之前,对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来的“左派”并无什么感情,对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友还有些眷恋之谊。至于他最后想对叶剑英说什么,这已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如果把领袖当成人而不是视为神,其实这一问题也好理解。作为一般人夫妻之间气愤之时的一些责骂,局外人有时不可过于当真。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自己骂自己的老婆,无论怎样严厉都可以,别人来骂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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