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工行的可疑类贷款招标与中建两行大为不同，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评标指标上。价格在这场竞标中成为唯一决定因素。

中建两行2787亿资产竞标，并不仅仅依据各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出价高低，价格之外还附加了以往资产回收情况、整体资产处置能力等软指标。

华融在上次竞标中出价最高，达到资产账面价值的30.98%，但其他方面指标略逊色于信达，最后惜败。信达最初整体出价为30.5%，最终根据又一轮协商，将价格提高到华融的出价水平，一举斩获2787亿资产。

其次，工行此次资产招标，并未直接打成一个大资产包整体出售，而是划分为35个资产包，分别竞标。

一个原因是，工行招标的资产数量过于庞大，很难由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独吞”，否则将造成“消化不良”，同时也体现出，监管层对资产处置思路的转变。

按照人民银行规定，信达独家购得的中建两行2787亿可疑类贷款，只能作为批发商在2年的规定限期内，将所有资产批发完毕。这对信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根据信达举行的几次资产拍卖会成效来看，资产出售进程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如今，整整一年过去了，信达的这笔资产出售尚未过半，在2年之内完成所有资产批发，难度不小。如果处置进度拖后，用于收购这笔资产的央行再贷款利息就构成不小的负担，将降低信达的资产回报率。

相比中建两行可疑类贷款，工行数额如此庞大，分散处置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更为现实。“工行划分资产包上可能更为细致，（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直接进入处置阶段，不存在二次批发问题。”王希全认为，这有利于加快资产处置进度，获得回报。

工行资产包的划分，虽然降低了竞价的激烈程度，但考虑资产转让时机和定价方法，最终的平均中标价格工行表示出了“满意”的态度。

对于外界传言资产管理公司竞价过度问题，王希全并不认为这种担忧有什么道理。他说，是否存在竞价过度，取决于竞价方式本身。

“其一，早在一个月前，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进行资产买方调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价格问题，而资产管理公司也有几年的清收经验。另外，人行和财政部早就制定工行资产招标办法，对相关问题进行规范。”

最终，各家资产管理公司投标价格“有高有低”，“各有所得”，“总体是一个理性的报价，没有超过工行的预想范围之外”，他说。

从区域看，工行的可疑类贷款分布很不均衡，东北三省可疑类贷款总额为1290亿，占总可疑类贷款处置总数的28%。其中仅辽宁一地就有670亿元。

“客观上反映了不良贷款的实际分布，”王希全说，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问题较多，对国有企业贷款扶持形成了较多的不良资产。

根据统计，工行此次处置的可疑类贷款，有80%以上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不良债权，“其中最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债权”。此次资产处置，将有利于这些地区国有企业重组和改造。

工行认为，此次划分资产包招标，也“体现出了各个资产包的价值”。其中，福建、厦门、青岛、广西和北京五个资产包的中标价格达到了36%以上。

王希全称，工行此次招标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资产转让程序更为严格。买卖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卖方（即工行）对全部可疑类贷款都进行了调查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