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文化与经济资本的成败范例，其所以发展缓慢、受阻或不成功，可发人深醒后得出的教训可以这么说，是企业的发展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经济资本整合点。

一、文化对经济资本产生的作用。

文化范畴包括文化素质、文化修养、文化程度、文化渊源，而最重要的是文化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时期起到的促进作用。文化产生的力量是有文明性、潜移性和超越性。所谓文明性，泛指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及企业知识框架结构；潜移性则指企业的战略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超越性呢？是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实体超前的预测及过人的胆识，利用现有知识架构及有限资本运作的具体作为，而又经实践证明取得一定成绩的战略超前行为。由此可见，文化的作用较之于经济资产、政治取向的作用更具有历史的延革性，无形而有形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包括企业对社会产生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探讨，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强盛的载体，而文化则是经济资本壮大的金钥匙，是经济取向的指南针，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链条。一般的讲，不同的经济规模原生出一定的企业文化，但由于文化的大众化架构，历史渊源积累，长期以来便自然的整合为一定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往往不会因年代的更迭而自生自灭，反之会跨时段的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在改革的战略框架上形成现代文化模块与传统文化观念的良性对接，这个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可持续发展产生的社会效益，一定会产生分子式的裂变，从而屹立于同行业的强手之林。

传统观念的文化资本结构，可构成三种表现形式，产生对企业发生影响的基本作用。首先是道德伦理观，东方儒家文化的家族主义和群体意识传统，也就是团队精神，表现的形式是利（地和重义）， “先有国，后有家”、“先顾大家，再顾小家”、“大河无水小河干”、“团结起来力量大”。这些词语根深蒂固，如同民族图腾一样的映照着东亚社会，并形成和文化民族基因，长期积淀于民族文化的原生派系，故而受到公众的推崇，并形成不同团队的不同的道德伦理观，受到成员的顶礼膜拜，且一代代流传下去，并乐此不疲。

在以上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哲学思维体系观，也就是思考与处理一些重大棘手问题时所特有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西方的思维体系基本是排他的，竞争的，共性意识远不能和东方的道德伦理观相比，若设及到技术及知识产权，其竞争的程度可用刀光剑影来形容。而东方的思维体系追求和谐统一，和衷共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自古以来，不论是宗教合流，技术合流，民族团结，兼容并蓄，追求的目标是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只要日子安宁，要穷都穷，要富都富，长此以往。个性、独创性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科学的发明创造有后天的消极作用。

这两种观念形成了中华文明古国的思维观念，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欧，一直延用政治集权制，经济为政治强权服务，文化取向先服务政治，再向经济群体寻求支持。而近邻于中国的新加坡、韩国、日本借鉴中国的和文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名列世界经济强手之林。这种资本主义的立体行为模式，可简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在东亚已形成新的行为立体观，并渗透于各个企业及团队。

从以上三个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及现代模式，确是东亚的一大发明，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成功范例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邓小平的理论解放了生产力，唤醒了东亚睡狮；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强大了中华，各项政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又对各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中共十七大的政策对中国的现代化水准，国计民生和富裕社会程度，又矗起了一个新的标杆，而且将部分目标锁定在农村，让80%的农村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而衡量国家富裕的水平，是看弱势群体的生活及福利待遇，是关怀低层的人群。无论是哪个层面，各个企业及社团组织，都将重新定位，重新调整战略架构，摸出适应自己发展的路子。

二、品牌资本。

经济资本是政权和企业的基础，而政府获得资本的方法是收取各种税收和法令性费用，政府用这种资本培植军队，强化国家机器，投资基本建设，而这种资本是一种无需偿还的资本，只有投资方向的正确与否，没有太大的经济风险。它的效应除为了维持政治局面外，更深层次的是导引人民的投资方向，改善人们的生态环境，建立大型的水利、电力、矿产开发等，是国家机器独立的经济手段。

企业是社会的公器，是一个国家生产技术先进与否的充分表现，它是人类从低级生产向高级生产滚动的轴承，是从粗放型向密集型产品进化的一个必由之路。而建立任何一个企业的方法，都要有经济资本作后盾，都要有相应的货币作基础，反之都是一句空话。正是经济资本的强大，才能导致人类科学文明的发展。

而企业获得资本的方式，一是向资本贷出者申请借入，二是发行股票获得社会投资。这些货币在企业的运作下，产生物质，而这些产品经过社会的认可，人们乐意接受或消费它，继而加速了企业的生产进程，从而就产生了利润，并能完成偿还借入货币，定期或不定期的向股民分得红利，并在资本的允许下，将剩余价值集中起来，扩大再生产，向高科技领域、向更优秀的产品再进取，并开发为人类接受的多种产品。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企业将会屹立于不败之地，将会占有更大的资本，唤来更多的入股者，或成为托拉斯集团与人类共存共荣，造福于社会。

就我们集团的现实来看，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教训。而资本的利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谁违背了这个规律，谁就要失败。在没有技术含量的同时，在没有品牌管理模式的同时，获得资本不一定是好事。即就是你在社会资本的援助下偶而获得，但成功者极少，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

货币是一种羡人的特殊商品，而这种商品，既能帮助你成为富翁，也能使你成为穷光蛋，而所有成功的经营者，除了有雄心壮志，也就是遵循经济规律，抓住成功的机遇，因为机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不轻易露脸的隐形君子，它只有在你追求下，才会日趋完善，逐渐露脸，且高深莫测。所以，涉世未深的投资者、经营者，定要借鉴前人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或借鸡生蛋，或横向合作，取其长，补己短，充分发现人才，用人唯贤。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纵观他的全部历史过程，主要得看他自己主观上是否愿意进步，对工作对学习是否热情，对事业是否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而一个经济客体的发展，除主体管理缜密外，而更重要的是人才。人才可以导引经济资本的壮大，人才可以导致经济资本的优良。

三、人才资本。

人才资本较之于经济资本，是两种不同的资本。前者在后者的支持下，使前者更有创造性，将智慧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继尔使后者更为壮大。而后者又在前者的使用中，成为新的更大的资本。二者相辅相成的手足之谊，都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贡献。

一个企业的壮大，经济资本是有限资本，而人才资本是无限资本，只有这些有限资本的壮大，采取群体生产效应，才能成功驾驭一个企业向高科技领域迈进。而人才、尤其是高智商的人才，他们溶炼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用最少的物质取代了笨重的人力和物质。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代替落后的生产工具，使人类从低级劳动者变成高级劳动者，从体力劳动者转入智力劳动者，去开发前人从来没有涉足的领域。从眼前看，农民对薄膜的运用对农作物是一次革命；从工厂来看，落后的管理模式将要被历史淘汰；高科技的、崭新的生产流程，将会对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些都离不了人，都离不了人才，都离不了高智慧，有技术、有进取思路、又切实可行的人才。

从我们内部看，人才不够，有的人是人才，但还没有发挥出来，有的人没有调动起积极性，我想，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的同志一定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将自己的热能贡献给集团；有同志善作伯乐，举荐良才，给集团注入活力。目前，正在实施集团的改革方案和新模式开发，正在提高办学档次，必须提高人才的使用率，并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我们这个集团来。

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有更多的同志给我提意见。有一天，一个同志给我提了很衷恳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想了很多。如果大家都这样给我提意见、提建议，我想，民主之风肯定会作为一个动力，激发人才竞争，思维方式竞争，学术竞争、项目竞争，大家献计献策，肯定会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局面。

只有这样，人才方能从方方面面向我们走来，才会开发出更切合民意，更符合人类的企业和品牌，我在这里向这位同志表示谢意，希望我们的同志在抓紧工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育好子女，让他们抓紧读书，有一技之长或者更多。这样，我们的人才将会后继有人。而人才资本的学说，不仅是有人说，而且更要有人继承，有人发展。不要轻看，他们是不可替代的，是超乎于许多资本的资本。

四、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每个人和团体的生存空间，是一个生存的氛围和生物圈。将它近缩到一个经济实体，就成了内部的社会关系。而从根本的狭义出发，即个人或团体生存基础。从广义看，从社会的需求看，就是社会对你的需要，人类对你的需要，即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

社会资本不同于以上三个资本那样具体，它是以上三个资本实现优良效益的保证，也是以上三个资本充分作用的根基。它既能促使以上三个资本发扬光大，也能导致以上三个资本逐渐消亡。故而，资本的存在不是独立的，不是生存在真空中，而是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市场需求。当一个新机构产生的时候，就证明同类旧的机构有了问题。总之，人类要进步，先进必然代替落后。人们将会从必然王国走进理想王国，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

社会资本则如科曼所说，是一个组织上为了共同目标，去合作的能力，是社会成员在群体、社团时有助于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人文资本组成部分。所有经济活动，都不是一人而是由要求高度社会合作的组织进行的。建立组织的能力还取决于一种更重要的道德共同体意识，即一套不成文的伦理准则或作为社会信任基础的规定。信任能显著地降低谈判之类的交易的成本，并能形成某种经济组织的有效形成。信任与社会资本不像贷币资本一样可以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伦理常常被人们误作刻苦与勤俭，而仅此是发展不出资本积累的。工作伦理中更重要的成分是“社会品德”，是信任、自愿的社会交往能力。社会品德是个人品德发展的前提，而自发性社会性交往能力对经济活动都是经由组织而非个人完成的。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认为，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文化与高信任的文化。低信任的文化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文化。高信任的文化只存在于非血亲关系上的社会文化。高信任的文化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文化。福山还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属高信任文化。经济组织不外三种形成；家庭企业、专业管理型私营公司、国营企业。家庭企业几乎注定不会为持久存在的大型企业，国营大型企业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几乎无法克服，因此有效能的大企业几乎都属于那些非家族控制的专业管理型的私人大企业。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信任，把如像日本这样的高信任度社会和中国这低信任社会之间作对比，能明显看清社会性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部分的工业结构特点无疑是小型化的。《幸福》杂志所开列的太平洋地区150家最大的公司中，我国只有一家——中国石化。在中国，引进独立的职业经营者存在强烈的文化抵制结果，它很少拥有像日本那样的科学化、职业化管理的大企业。中国某些企业在发展成为大企业后，像香港的李嘉诚、包玉则那样的帝国，家族控股仍然是压倒性的。中国企业相对小型化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本位主义。与日本完全不同，中国的家庭关系压倒其它的所有社会责任。中国公司中核心家庭一旦有内讧，它便在组织问题上面对难以克服的困难。家族控制和管理大型企业即便可能成功，其现代性的先天不足也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代即使成功，也是家族的非现代的管理，不请外人做经理；第二代时企业大多发生分裂；第三阶段，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消亡。中国发展不出私营大企业的原因，一是不能将专家管理制度化，二是遗产均分影响了财产集中。但遗产均分却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低信任社会产生的原因是其历史上经历了强大的政治集权，这一强权扫除了权力的竞争者，因而集权之前的社会资本和民间组织濒于灭绝。高信任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形态上近似“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无力营造一般意义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的民主与经济的成功不是仅仅因为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两个相反趋势的互动。美国不是纯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有天然的社交愿望，美国的民间组织极其发达，是个享有广泛的普遍信任的社会，因此美国人可以搞成私营大企业。著名商标往往是大企业的象征。美国的很多驰名商标都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在法国、意大利政府必须实施干预去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而在美国，政府必须干预使这些企业不要太大以至于形成垄断。

在缺少广泛的信任，倾向于自发型交往情况下，一个社会在组建大型经济组织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古老的方式，利用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经常采用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公司的形成。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与外国大企业合资的形式来组建。人们会认为，既然能通过国家干预或外资解决无法在私人领域形成大型经济组织的问题，那么自然性社会性交往的所有总是从长期来看，并不重要，国家管理的企业和私人大企业相比，总是缺乏效率：管理中的决策总是基于政治标准而不是市场标准，而战略性的国家投资可能因简单的估计错误而犯方向性错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问题与此不同，由外国跨国公司带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最终会融入地方经济，但这可能要许多年。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资本论点，是我近来研讨的粗浅认识，我这十三年的发展史，对错误的人和观点，将拚弃而毫不可惜；对正确的人和观点，思维体系有益于集团发展的谋略大胆引进，促使集团步入更良性的轨道。林则徐有这么一个条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有锋则刚”。我想，在广大同仁的努力下，在越来越多人才走入我们集团的过程中，我们的事业将会展现出新的姿态，教育水平将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通过各位精英的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十三年来和办学经验，将我们的扶贫精神转化成可行理念，变成与国际接轨，与社会适应的办学行动。依然遵照“低成本搞好教学，适应性培养人才”的办学思路，继续沿着十六字方针的战略思想走向前进，将中国扶培的航母打造的完美而富有创意，更加走向辉煌！

任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