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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什么给屌丝群体带来被剥夺感

  寻找屌丝上升渠道系列策划之五

张翼(资料图)

专家:什么给屌丝群体带来被剥夺感

凤凰网系列策划《寻找屌丝上升渠道》之五,连线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解读屌丝现象以及屌丝的上升渠道。

张翼认为,分布在城市社会底层的屌丝群体仅在维持生命的延续,上升渠道还没有对他们真正开放。而中产阶层以屌丝自称,正是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归属感的表现。

与此同时,官二代的炫官、富二代的炫富,在掩饰某些上层社会子弟无力驾驭财富与权力的同时,也给屌丝群体带来了无处释放的被剥夺感。

对话/陈芳、江田

屌丝是一种心态,源自不断积压的被剥夺感

凤凰网资讯:无论贫贱富贵,自称屌丝者越来越多。有调查显示,“中国屌丝”已经达到数亿之多。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多的人自称屌丝?屌丝现象反应了什么问题?

张翼:近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变化中,收入差距拉开,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强化。同时,出现官二代“炫官”和富二代“炫富”等现象,使得底层群体在生活质量和心理认同上,与上层的距离感加大。虽然社会整体生活质量在上升,但底层群体,在同上层群体比较后,内心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持续积累,也使底层社会以自贬的心态来表达社会可能存在的断裂。

所以屌丝现象,并不仅仅源于纯粹的财富对比,也有心理被剥夺感的影响。尤其是心态变化。虽然社会在高速发展,但底层对改善未来生存状态的预期在减小,对个人诉求能够实现的信心也在降低。所以,目前,自称屌丝的群体在增长,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屌丝(底层群体)数量在扩大。屌丝更多是一种被剥夺感增强后的社会心态。

凤凰网资讯:这部分人目前多处于社会底层,比如打工者群体、蚁族等,在为基本生存发愁,这个群体的发展态势是怎样的?可能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翼:近十年来看,这一群体的年龄分层中,出现了“80后”这个新群体。“80”后的诉求与预期不同以往的年龄分层群,比如“80后”农民工群体。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在农村消费,他们的定位是在农村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80后”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不愿意再回到农村。

由于诸多限制条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因此这一群体的收入增加只能随社会平均工资的增加而增加,不管他们多努力,都很难成为城市的一员。既非农民,也非市民,只能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

不仅是缺乏教育基础的农民工,还有规模庞大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因为没有所在城市户口,所以长期游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进行生活,没有稳定住房,没有稳定收入,甚至有一些职业还存在对户籍的歧视。所以在他们心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比较:外地人和本地人,有户口和没户口,临时工和全职工,有“编制”和没“编制”,有住房和没住房等等。

这样一个人进入城市以后,他仅仅是维持着生命的延续,但是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对他还没有打开。在这种状态下,尽管他们努力劳作,但他们对未来能否改变命运,也存在难以抑制的疑虑。

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在城市里需要面对三个问题:没有家就难以在城市稳定生活;第二个是有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会陷于绝望;第三是有问题时能不能得到帮助,不能得到外在的帮助就会增加孤独感。如果这三个方面无法实现的话,那么底层就会产生对社会的否定心理,认为受到了社会的压制。我们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在关注整个社会的稳定。

户籍、教育与就业不公,剥夺了屌丝的上升机会

凤凰网资讯:屌丝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上升渠道越来越窄,比如现在高校农村大学生比例锐减,在城市无根,又不愿返乡。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的上升渠道受阻?他们今后可能的上升渠道有哪些?

张翼:决定社会流动的个人因素有三个,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就业,第三是个体努力。除个人因素之外,还有社会背景的影响,比如家庭背景决定户籍,客观上也是约束社会流动的机制。

从近十年的发展情况分析,教育不公平确实存在。这种不公平影响了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尤其在“985”、“211”等重点大学所占比重迅速降低。虽然大学进行扩招,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将教育改变命运的效果与父母期望、自身期望进行比较后,发现自身仍然处在被剥夺的地位。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农村,在城市里也有同样的现象。有权力,社会资源丰富或者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从小学到大学,可以选择在重点学校接受教育。但一般家庭的选择空间就没有那么充足。因此存在着农村不如城市,城市的一般市民家庭不如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现象。

教育决定就业。教育不平等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加剧。出生在缺少社会资源或收入较低的家庭,意味着第一次就业时很难得到家庭帮助,就业的岗位质量与岗位品质会差一些,相应收入也低很多。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长时间打拼,也能实现奋斗目标,但面临的困难更大。

而随着改革进入中期阶段,社会资源的供应空间没有那么大了,底层群体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身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更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教育公平,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资源配制要公平合理,不应在教育最初阶段就形成市场分流,加剧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在教育层面上的分化。

其次,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就业公平性,在初职这个就业环节,反对“拼爹”现象。否则,弱势群体就会在社会竞争中,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丧失对自身与社会未来发展的认同感。

中产“屌丝”身处中产,心系“屌丝”

凤凰网资讯:中产阶层,也自称屌丝,今天中产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安全感、以及更多的权利意识,尊严问题,比如下一代平等的高考权,自由享受公平的购房权等。中产阶层上升渠道受阻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诉求怎样才能实现?

张翼:衡量中产阶层,有三个维度,第一是收入中产,第二是教育中产,第三是职业中产。中国既是教育中产,又是收入中产和职业中产的群体,只占中国社会的9%~10%。但如果只看职业中产,那么中产阶层大致能占到中国的23%~24%。因此,中产阶层内部就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上层约占全国的9%~10%,中下层占14%~15%。

在中产阶层内部,依然存在中下层向上层的奋斗过程。近来,房价上升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而处在中产内部的中下层群体收入增幅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幅。购房所带来的巨额按揭,使这个看起来属于白领的阶层不得不沦为终身为银行打工的雇员。长时间的加班、唯唯诺诺的工作、难以改变命运安排的那种心理积怨,使这一群体出现了诸多焦虑,对房价、婚姻、工作、子女教育等经济话题十分敏感。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确实降低了,但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巨额购房贷款和子女教育支出挤占了其他消费的空间。

此外,户籍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他们幸福感和认同感。

城市社会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些处在中产阶层的人,由于无法解决落户问题,并不被视为城市的市民,无法享受市民待遇。比如购车和购房都被附加了很多条件限制。由于户籍门槛比较高,所以使得这一群体身处中产,却无法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身处中产阶层的群体也以“屌丝”自称,主要是缺乏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归属与认同感。

这一群体在生活工作当中,感觉到自己仍然处在被剥夺的地位,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享有城市社会均等权利的市民。如果不关注这一群体的认同心理的话,底层与中产阶层对城市发展成果的不认同感将越来越强,出现社会分裂的现象。

上层社会无力驾驭财富与权力的变化

凤凰网资讯:屌丝作为高富帅、官二代的反义词出现,背后反应的是起点不平等。白富美和高富帅这个群体又反映什么社会问题?

张翼:中国社会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快速转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快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物质变化是可见,可感的,但是文化、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哲学观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变化。因此就导致上层社会无法驾驭经济和权力地位的变化。而通过炫富、炫官等行为,强化其作为上层社会的符号性存在感,添补经济和权力地位变化后,对自身地位认同的空虚心理。

这种现象背后,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而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又增加了底层社会的仇富、仇官心理。

社会上,只要出现“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就会立即招来围观。“围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即使无声、也会被底层视为“改变社会”的动力。现在,“屌丝群体”、“穷二代”与“高富帅、白富美”、“官二代、富二代”互为反义的背后,可能是未来社会上层与下层关系纽带的断裂甚至是对立。这一点值得警惕。

凤凰网资讯:上层社会对屌丝群体的上升渠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翼:社会发展创造的上层位置比较多的话,社会结构变化就给下层创造了向中层和上层流动的上升渠道。但是如果社会上层位置比较少的时候,中层和下层就难以向社会上层发展。

但如果社会上层的位置被上层所自我独享,则下层精英就难以进入上层,出现平民精英与上层精英的裂隙。

有一些渠道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设计的,比如说考试制度。表面看起来,考试是公平的,一张试卷,面对大众,对所有考生进行成绩鉴定。但是考试背后,包括教育、社会关系等支持考试的资源,存在着阶级差距。因此,竞争的结果,则是上层可能占有较多的资源,这就是说下层精英进入上层的渠道发生了闭合。

一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和这个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需要取得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但如果大多数成员对某些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所怀疑的话,则这些制度就要向更为公正的方向改革。

通过对上升渠道的反思可以找到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们的制度改革走到适合于社会大众需求的方向上来。

(版权归凤凰网资讯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公务员带来的权力回报远高于其它职业

凤凰网资讯:另一个现象是:今天不少人挤破脑袋也要考公务员,想办法进入体制内。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问题?体制内外有别内对社会阶层固化产生什么影响?体制内存在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张翼:人们对自己所在的职业存在着职业回报的预期心理。现在很多人批评大学生就业观念不对,应该到基层去,应该到西部去。但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下基层去西部,获得的职业回报,与在大城市得到的回报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因此我认为大学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报考公务员的现象,恰恰体现了大学生职业选择的理性。因为公务员岗位带来的权力回报以及社会声望的回报远远高于其它职业。以官为本的价值判断仍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占据重要位置。但公务员不应是大学生寻求上升的唯一通道。

在美国,考取公务员只是众多就业选择中的一种,但在中国可能超过90%的人羡慕公务员。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公务员的职业回报如此高?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务员不是提供服务的人,而是拥有权力的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改革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是制止公务员的权力寻租现象。公务员是纳税人雇来处理公共事务的人,而不是占有公共权力,形成垄断并谋取私利的人。我们应该打破公务员岗位的神秘感。

第二,既然公务员要树立服务意识,政府从制度上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后,要强化服务型政府的符号意义和实质意义。

第三,对公务员录用标准及特权重新检讨。比如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是否一定要高于其它职业。公务员录用的学历标准能否放宽。很多公务员的工作实际上是事务性的,不一定需要那么高的学历来完成。

我们应该从各种方面检讨公务员过高职业回报预期的问题,再来改革公务员制度,使公务员与其它职业的回报预期基本均等,而非高高在上。

阶层固化源于上层位置的产出与下层上升的诉求不匹配

凤凰网资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阶层分化状况是怎样的?阶层固化是否已经形成?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翼:没有社会可以做到绝对平等。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多元化,以及收入差距的增加,阶层分化开始出现并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阶层有知识分子阶层,干部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等四个阶层。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农民工阶层,技术工人阶层、业主阶层、外企雇员阶层等新阶层。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声音认为有固化的趋势,但社会仍处于固化中的分化过程之中。

最近,很多人开始担忧阶层固化,上、下层交流机会减少。阶层固化的原因,其实是上层位置的产出与下层上升的诉求之间不匹配。父业子继:底层的子女仍然处于底层,上层的子女仍然处于上层。出身决定了未来资源的配置,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可以说,所有社会在转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特点。转型过程中,如能驾驭得好,阶层固化局面就能消解,上升渠道就会畅通,但如果转型出现问题,就会在经济上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上出现“工业化”、“城镇化”和“中产化”陷阱。

国企破产的墓地上积淀个人成功梦想的时代过去了

凤凰网资讯:90年代初,一批本土企业家为何能逆袭成功?

张翼:本土企业家创业成功有很多种原因,现在如果问中国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来源,很多是含混不清的。在制度不明确,产权不清晰的时代,社会机遇比较多。但法制不断健全,管理不断完善。从国有企业破产的墓地之上积淀个人企业成功梦想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反思一下,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全面亏损,以及整个90年代下岗潮、兼并潮的产生,实际上和这种渠道有联系。

第二个渠道是新兴产业创业。国家扶持为创业提供更宽裕的银行贷款,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等等。因此一些90年代初在海外打拼的国人发现在国外打拼,不如到国内发展。所以一大批人,以国外投资的名义进入国内的市场,开拓事业。本来是中国人,但却以外资的名义来投资。正如很多中国人,现在在转变自己国籍的过程中追求国内的经济利益。人们的心态在异化。

凤凰网资讯:有声音认为今天的80后暮气沉沉?您如何看待?

张翼:我不认为“80”后群体暮气沉沉。80后是积极向上的、也是在努力实践自己的人生的、在变动中设计明天的新制度的群体。中国80后群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独生子女,第二是不得不与家人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是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这一代人可能不会选择艰苦创业,但是这一代人会在改革中创新制度安排,争取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相一致的自我发展机遇。他们同“60”后,“70”后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

现在“80”后群体的彷徨,主要是上一代人用制度化的手段强制安排他们的生活所产生的。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思考如何建立社会生存的游戏规则。

凤凰网资讯:您认为中国梦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让个人享有公平实现自我的机会?

张翼:习总书记谈了三个梦,一个是国家的梦,一个是民族的梦,一个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很多人解读中国梦时,过多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梦,却忽略了习总书记讲的让人人有分享人生出彩的机会的梦。

个人梦想层面,首先要满足公平接受教育的梦,只有接受公平的教育,个人起点才能公平。其次是满足就业的梦,工作中人们拼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地位、社会关系,这样才能实现初职的公平。同时,还有渠道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即在从初职到现职或自己的职业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梦。目前,人才选拔机制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会干预个人实现梦想的机会,如果整个制度不完善,很多人就会将个人梦想不能实现的原因,归咎于社会不平等,并放大这种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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