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期 2013.1.11

  • 1知识青年下乡是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代价,都是资本的恶
  • 2改革是危机应对的产物,政府财务急剧下降,不能应付开支时,就开始甩包袱
  • 31992年中国加快货币化应该说这是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训
  • 4如果过快过早把乡土社会破坏,再发生危机时将无处寻找软着陆条件

温铁军(资料图)

温铁军: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

2012年12月3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详见《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下篇中,温铁军分别描述了不同时期的八次危机,无论政策调整还是改革,都不过是应对危机的产物。在看到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代价的承担者。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读苏南》等。

【上篇】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是资本原始积累代价

在1980年之前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我们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的危机。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危机爆发造成几千万失业,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这是任何体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都必然发生的代价。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次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青年去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

当没有外部资本投入的时候,用成规模的劳动力集中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但是,单家独户的个别劳动力替代不了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与西方通过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逐渐进入团地化"工场手工业"的漫长原始积累不同,中国是把劳动力成规模的集中并且准军事化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资本,因此每个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团,大队是民兵营,小队是民兵连,每个单位都是准军事化建制,得以集中劳动力进行国家基本建设。那个年代是人海战术,没有资本,不用劳动力靠什么?

同时通过集体化成规模集中农业剩余,才能把农业剩余送到工地,那时是唱着歌上工地。因为,国家通过征购粮食集中了农民剩余,送到基本建设工地上,就跟驴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着走是一个道理。我这并不是说什么不好的话,只想调动劳动力上工地,就得用让他吃饱饭来调动。我们知青当时在村里就吃不饱。别以为原始积累那么干净,都是唱着歌,打着红旗去干活吗?都是学雷锋干好事吗?如果不调动积极性,怎么愿意去工地呢?中国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

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奉献了青春,最好的年华为国家当劳动力,形成庞大的国有资产,现在改革说没你们份了,国有资产归国资委,然后事实上归少数利益集团占有,他们变成大资,让他们说这就是改革,然后你作为初始投资人还得跟着这种改革走。拿这个骗别人行,我们是亲历者,是过来人。

在这个阶段,原来1960年统计的1亿3000多万的就业迅速下降到1962年的4000多万,有多少失业呢?如果按照这个数值,有8000万失业,请问谁的教科书上写过这个数?

同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00多万,另外还有大量回乡知青不计算在内,农村回乡青年不同于城市知青,虽然是你也上中学我也上中学,可农村青年上的是县中或者农村中学就不算知青,城市青年上城里中学那才叫下乡知青,后来给下乡计算工龄,农村的叫回乡青年就不算工龄。回乡知青少说也得有两千万,当时城市青年人数比重小的多,农村青年上中学的比重高得多。城市青年下乡1000万,农村回乡青年2倍于城市青年,1950年代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农村壮工也全让回去了,这样粗略算下来,从城市向乡村排斥的劳动力总量大约在5000万。这就是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如果有错误,那也都是资本的恶。

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大危机打击下饿死的都是农民,为什么没死几个城里人?现在看来,是因为产业资本当时集中在城市,产业资本向农村转嫁了自身内生性资本增密造成的危机。

到1966、1968年的时候,第二次大危机爆发,各项指标又下到接近零值线。我是1968年那批知青,很多城里人都被送到农村,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人民大学被解散,因为他们不是搞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对于工业无用,所以解散了。我父亲去江西放牛,我母亲在北京种水稻,一家六口人分六个地方,都下乡了。

那一次1700多万知青,同理,那时候是80%多的农村人口比例,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农村回乡青年。所以说1968年大危机也仍然是几千万的失业,城市资本怎么软着陆?再次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

大规模失业如果在西方会怎么样呢?满大街的砖头都会被揭起来打警察,中国怎么着呢?毛主席一挥巨手下乡了。

至于60年代为什么发生第二次危机,是因为从1960年遭遇危机开始,整个西方世界除了封锁之外,还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武器打击,中国曾经有过五次被人家准备实施核打击,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再穷也得搞核武器,是因为多次被人家核威胁。整个60年代美机美舰侵犯中国领海领空有记录的是800多次。

6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刘少奇同志、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等,这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很清楚原来50年代留下的工业结构"过重",那就要调"农轻重比例",要调整得相对合理些,于是他们主持制订了"三五计划"。应该知道,中国其实没有实施"二五计划",因为苏联虽然帮忙搞了个二五计划但却停止投资了,没投资上什么"二五"啊,也就是说"二五"事实上没办法执行,到1962年开始搞"三五",1963年还是没出得来,为什么?"三五"原来准备搞农轻重比例协调,结果周边地缘关系越来越紧,战争压力下临时改变决策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设,搞三线,把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然而,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不创造新的增加值,反而把工业分散了,增加了工业化的代价,于是导致第二次大危机爆发。

把沿海工业搬到内地,塞到山沟去,国家大三线、地方小三线,搞了2000多亿的投资建设,结果大都是相当于负效益的投资,导致财政出现更加严重的赤字危机,就表现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遭遇1967年、1968年的危机爆发,毛泽东不得不紧急刹车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同期,有了我们这拨人的上山下乡。

70年代:引进外资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1970年开始,中国要调整产业结构,因为以前留下的产业结构偏军事、偏重工业,于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要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改造工业结构,这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历史上叫做"四三方案"。你们的教科书上也没有。

引进西方资本就需要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就"小球带大球",美国1971年解除封锁,中国开始引进"西资"。从50年代引进苏资到70年代引进西资,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外资。苏资要求改变你的上层建筑,美资也要求改变你的上层建筑,这也没什么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谁左谁右之分,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进苏联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就得按苏联政府模式来构建上层建筑,乃至高校都是苏联派教师手把手帮你编苏式教材,就跟我们现在主张用美国英文原版教材,进步了吗?你们可以说进步了,也可以说没有进步,是你们的判断,我只提问题。

70年代引进40多亿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中期的那场债务危机,爆发为1974年财政赤字。这时毛泽东并不懂什么叫经济危机,因此他说现在需要经济调整,邓小平是个经济管理的能人,让他复出。这时候就有了邓小平的所谓二次出山。邓小平一来就要搞整顿,整顿就是应对危机,其实邓小平也不一定很懂经济规律,引资导致1974年的财政赤字过百亿,从1974年开始第三次上山下乡,大约1200万人插队,对应还有双倍农村回乡青年,这次危机又是3000万以上的潜在失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到1976年以后基本就停了,因为毛泽东去世了,没有谁能再挥挥手就把成千上万的城里人送到乡下去。

可这个时候危机还没有停,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八二"方案,周恩来"四三"方案就已经够危机,"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还要更大规模成倍引进外资。

1977年实施"八二"方案,1978年财政赤字突破150亿,1979年连同对越战争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突破200亿,华国锋的第二次引资导致财政赤字过200亿,那时候财政总规模还不到1000亿,没法维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这个时候,改革号角吹响了。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其实是大危机爆发了,而这次危机因为没有毛泽东,所以没法再往乡下送人。不仅如此,还得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让那些下乡知青回城,我们都是那个阶段陆陆续续回来的。回来以后就变成大龄男女青年,满大街逛悠,又都荷尔蒙过剩,之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事件,进而出台了两个"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为什么腐败?因为那个年代要求机关办第三产业,今天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人物当年就是西城区区委机关打开大门卖大碗茶的老板,等等,大量的干部把自己本机关控制的原材物料批给自己的子女办的公司,也就是"倒批件"。当时所有东西高度紧张,一个钢材批件倒10道手那是轻的,于是整个经济秩序严重混乱,通货膨胀陡然高起来。

所以,改革乃是危机应对的产物,当政府财政急剧下降,不能应付开支的时候,开始甩包袱。比如农村改革怎么开始的,无外乎就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当时的经济工作负责人找到老同志说,干脆放吧,也就是把它当个包袱甩了。

什么叫做政府退出?我为什么说是政府退出而不是农民退出?因为有数据支持:政府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管不了三农支出,原来财政还能维持百分之十几的农村投入,尽管农民人口占80%,政府给大约15%的投入已经不错了。农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几的财政开支负担,"大包干"以后财政支农支出下降到不足3%。

接着是第二道甩包袱,甩企业。过去是财政拨款给企业,全部收益财政拿走,这叫做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拨改贷",今后企业去银行贷款,财政不拨款了,企业说既然去银行贷款,那还本付息之后产生的收益是不是也得改为企业所有?于是就"利改税"变成企业留利交税,静悄悄地改变了企业属性。

然后接着第三道甩包袱,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叫做分级承包,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

这一系列的改革,从1979年遭遇严重赤字直到1982-1984年推进大规模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机条件下财政不堪重负,不断甩包袱的结果。所以,改革说得好听一点叫放权让利,说不好听一点就叫财政甩包袱,是危机应对政策体系。

改革到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那场危机,说是1988年"价格闯关",物价指数月度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为防止挤兑提高利率加强调控,又导致了1989年出现连锁负债和生产停滞,于是滞胀形态危机在1988-1989年爆发。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问题只是这场危机派生情况。

90年代:加快货币化是吸取前苏联教训

90年代邓小平的南巡无外乎就是在本来还没有复苏的经济上猛击了一掌,出现1992年、1993年的高涨,但其实高涨一定程度是资本市场带动的。因为1992年中国同时取消了所有物资的票证制工具,开始加快货币化,政府大量增发货币来货币化它的实体经济,这一阶段出现的高增长本身是货币化带动的抬升。同期,为了吸纳货币,中国放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三大资本市场最能够吸纳货币,货币的增速从1992年开始陡然往上,中国进入了所谓货币化的时代。

应该说这也可以归因于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训,她的垮台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苏东体系没有货币化。为什么不货币化?因为就像今天金融资本的引领国家美国一样,当年苏联掌控着整个苏东体系的换货贸易,可以通过不等价交换,占有整个经互会(备注:由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6月28日解散)国家的最大好处,因此她不打算货币化。中国1992年开始加快货币化,放弃所有票证。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这一条我看就够格。他使中国没有步苏东国家的后尘。

1992年中国承认市场经济,但其实放开的是资本经济,因为已经放开资本市场。文件永远落后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文件写进去算是承认已经做过的事情。

也就在这个阶段,1992年开始大规模增发货币,1993年出现三大资本市场投资过热,1994年出现24.1%的CPI。

所以我把1992年叫做货币元年,就是中国的人民币终于成为货币了,以前人民币不是货币,它是票证制度的一个辅助计量符号,连一般商品交换的中介都不是。

中国什么时候有银行呢?1998年推进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时间,到2001年中国才真正有了商业化、市场化的银行,到2008年,所有国有银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国有了所谓上市公司性质的银行。因此,中国的金融业到1992年才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2002年才使银行真正成为银行,前后10年的时间。

1993-1994年这场危机,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第一,因为大规模引资,造成外汇赤字,高达GDP的14%。第二是财政赤字,严重到透支了所有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吃光了。当时财政、金融不分家,就像毛泽东说李先念,什么财政什么金融?不就是李先念俩口袋吗?左手掏右手,右手掏左手的,这个说法非常形象。财政赤字去向银行掏口袋,把银行口袋掏漏了,把银行的存款也吃进来。中央这么干了,没人说,但是广东也这么干,广东就倒霉了,中央派人去治理银行乱象。你们也敢吃存款?就收拾了。中央当时吃了怎么着?吃了就吃了。所以,银行也出现严重的赤字,属于典型的资本金为负值的国家银行体系,幸亏当年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

因此,外汇赤字、财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在1993年,接着是1994年24%的CPI,要我看,这次危机比上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比今天的欧盟危机一点都不差,欧盟这点危机算什么?它有三大赤字同步吗?

中国怎么度过的这次危机?这得看"铁腕总理"朱镕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在加快了货币化和资本化的同时推动国企全面改制,促进市场竞争。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几个重大政策:

第一个重大改革叫做汇率改革一步并轨,其实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如果不进行汇率调整,出口上不去,外汇赤字就不能解决。外汇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外汇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来,中国人要爬出来只好本币大贬值,但一次性贬值57%,前所未有。你们的教科书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第二大改革叫做分税制。分税制改革是什么?1984年搞的是财政分级承包,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第二次财税改革,中央地方分税,把好收的肥税中央拿走。在此之前,地方税收占比最高可以达到接近90%,在60、70年代,中国最为失序的年代是地方财政占比最高的年代。但1957年之前,中央财政占比80%以上。1957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性投资戛然而止,中央一下掉下来,地方比例一下上去了。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变成约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从哪儿来?这个阶段是以地生财,抢占农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群体性事件从此开始大规模发生,同时地方政府还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农民身上绑上炸药,跟收税干部同归于尽,就是这个阶段产生的,代价仍然转移给了社会。不要以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没有代价,这个代价转移了。中央开始有了财政调控能力,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减掉4500万国企职工,那时候叫"裸体下岗",不给社保,不给失业保险,不给医疗保险,什么都不给,被迫"买断工龄"。如果这件事情在西方能干,欧债危机早解决了。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中国人能这么干,所以就度过了这场危机。广大劳动群众承担代价的90年代,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激进改革界人士鼓腹讴歌的年代。

如果我们认真看看那个年代的改革,看看危机代价承受者是谁,就明白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去唱赞歌,因为有很大代价。我也不是只强调代价,也强调当年三大改革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确实取得巨大成效,中国毕竟度过了危机。

中国以前是内需为主,从三大改革开始进入外需拉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外需拉动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对GDP占比在40%左右,三年之后外需占比(也就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这时中国需要加入全球化,因为经济增长已经是外需为主了。

为什么内需上不去?农民负担加重,城市国企下岗,没有可能扩大内需,庞大生产能力就一下转向外需,这就是中国后来积极纳入全球化的内部因素。据此可知,90年代中期的外汇、财税和国企的三大改革,导致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纳入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纪:解决生产过剩危机需要复兴乡土社会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早期是劳动力过剩,到90年代后期出现了生产过剩。我们从1999年认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就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进入战争,中国生产过剩难道也进入战争吗?不能,那怎么办?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从1998年意识到以后就从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迅即改为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平均每两年出台一个国家大战略。1999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总投资量36000亿,其中24000亿是国债,所以从朱镕基1998年就任总理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此后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万亿干进去了, 朱镕基时代大约5万多亿投资。到温家宝政府,2003年刚就任就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投资2万多亿,2005年新农村建设提出至今投资5万多亿,2008年抗震救灾灾后重建2万亿,2009年救市投资4万亿。

因生产过剩,中国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即国债投资,经济学家批评说,这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这就是现在的实际运行状况。

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客观后果,也是很多人批评很厉害的一件事,国债投资给了谁?大量进入国有公司,15万到20万亿的投资,于是国企壮大了。由于这些年国企大规模搞基本建设,架电,修路,高铁等等,客观上使整个地产升值。比如中国原来几十万亿的地产,现在升值到至少100万亿,实体性资产总规模估计达到200万亿以上,而金融资产2011年是128万亿;那再上面的债务就更小了。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总量十几万亿,比例不算大。

那么,200多万亿的实体资产,10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请问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资产是大头,下边的身子小,实体资产少,所以一定爆发金融过剩危机。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战争,只要西方别拿战争手段对付我们,允许我们这么玩下去,中国的实体资产肯定会继续扩张。比如现在提出的城镇化,全国3000个县级单位,一个县如果有3个左右的中心镇,差不多就有1万个中心镇需要基本建设投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投资领域。为什么现在中央强调城镇化,城镇化并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讲了,中小企业与城镇化是在县域经济范畴内的两个主要内容,县域经济是个蓝海,要学会深耕蓝海。

中国的内陆空间广大,可投资领域非常广阔。如果再能够同时启动"西向战略",走陆权竞争而不走海权竞争的方向,未来可能还有2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林毅夫回国后也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因为投资空间大。其实我们对于长期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麻烦在于我们如何看待21世纪的发展方向,主流认为是金融化、全球化。相对来讲,我的战略思路比较另类。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2009年全球危机之下我们仍然能软着陆?因为中国2005年实行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使超过95%的村实现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网络。这个"五通",本来是办开发区的要求。当危机爆发,沿海出口经济数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遭遇危机但没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补贴出口的13%退税,改为补贴农民消费的13%折扣,并且告诉农民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短期大量购买家电汽车造成国内消费大幅度增长,补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损失。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经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农民怎么买汽车?如果没有通电,怎么买彩电?但是,在农村实现通路、通电等基本建设不可能有短期经济效益,私人资本愿意干吗?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私人资本的方式运作,这些事情也就都没可能去做。当遇到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的时候,怎么转内销?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走出V型反弹?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内陆农村,仍然是乡土社会,这次全球大危机转嫁到中国的巨大代价还是由乡土社会承载着,可这是积极意义的承载,正因为国家事先在农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设投资。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启动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时候,几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反对,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是按教科书说话的,那教科书也错了。

今天很多人讨论城镇化,几乎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况,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城镇基本建设构不成投入产出回报率合理的人口规模,一般情况下,至少得20万人以上才有基本建设投入产出相对合理的条件。县以下的城镇好一点的3-5万人,差一点的1-2万人,怎么能搞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大城市已经过度投资、人满为患,环境压力过大;如果不搞城镇化,靠什么来消化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

中国的城乡结构本身有多重性,并不是一个被激进者认为严重不合理的结构,我们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努力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乡土社会长期以来就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如果过快过早地把乡土社会破坏殆尽,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硬着陆砸在城市里,以往高增长掩盖的复杂矛盾就会转化为恶性冲突!

但愿人们能够认清形势,改出激进幼稚病。

(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编辑: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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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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