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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一期:重温邓小平改革智慧(实录)

2013年11月06日 18:35
来源:凤凰大学问

大学问沙龙现场图

萧冬连(摄影:程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公众对改革抱以期许。10月19日下午,萧冬连、周为民、吴稼祥、洪向华,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与130多位现场观众,重温邓小平改革智慧,思考今日中国改革方向。

萧冬连谈邓小平智慧:不把意识形态争论延伸到经济

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专家萧冬连以《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为主题,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处理方法、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思路、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管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萧冬连演讲实录: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叫“重温邓小平改革智慧”,我把原来定的题目《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稍微变了下,改为《邓小平的改革思路》。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较对照研究,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尽管人们对两个国家长远的发展有不同看法,但是就改革本身,或者说就社会主义改革本身来讲,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有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领导者因素。 

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我今天分析一下邓小平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不是智慧,是不是都做对了,大家可以去分析。我讲四个问题。

邓小平谨慎处理毛泽东问题为后来改革铺平道路

第一,就是对历史问题的处理。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让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同时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

从1978年开始,我们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拨乱反正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

但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实际是很谨慎的。邓小平始终不愿意给外界造成“非毛化”的印象,事实上他也始终拒绝“非毛化”的做法。

邓小平和陈云都讲过,“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

这个教训邓小平始终记着。所以,他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做出这么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而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这一讨论的过程就是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

在这一决议中,邓小平采取的策略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还会不断有缠斗。

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否定过了头。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思想教条束缚改革实践。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在实践上,这几十年改革并没有因为《决议》而束缚前进步伐,可见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首先是起到了一种稳定的作用。

邓小平政治改革核心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

第二,在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当然会有不同看法。对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邓小平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先政治后经济,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经济改革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邓小平是先经济后政治,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当然也不是绝对,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起初也不是从政治改革开始,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但是因为遇到强大阻力,改不动,最后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方式来解决经济改革问题。   

在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就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误入歧途,这样搞下去,就会失去经济体制改革的权力,没有权力搞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没有发展,就可能被人民推翻。这是邓小平在1990年说的这些话,苏联解体是在1991年。这反映出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要归结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了才会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稳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必须依赖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

不能说邓小平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也不是说他没有看到当时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至少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做《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一次是1986年,反复强调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还组织了大量的讨论,包括让赵紫阳成立中央五人小组研究方案。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出发点,就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核心实际就是提高效率。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如果政治上不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很难改动。

关于发展民主问题,特别是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文革刚结束,大家余痛未消,都担心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所以要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一些规定和改革,避免中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邓小平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邓小平提出的两次政治改革,都没有能实行下去,原因很复杂。当然,也不能否定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方面还是有所建树,至少有三点。

首先,他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执政党,从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虽然不是一个制度性变革,但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中国三十年来所有的发展和变化都源于此,如果没有路线转变,一切都免谈。

其次,从运动治国和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实质就是要由人治转向法治。法治建设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起步的,这条路还很长,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方向基本是确定了的。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基本是没有法律的状况,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靠人治,不断发动运动,靠运动治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面有所改变,在立法问题上有很大进展。当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邓小平基本上结束了过去长期形成的,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的弊端,就是领导人的终身制,逐步推行退休制度和严格的任期制度。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任期制,而且有严格的退休制度。同时,从一个没有规则的、非正常的最高领导人更替,走向有规则可寻、比较正常的最高权力更替道路。尽管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没有完全做到,但基础应该是在邓小平手里打下的。这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很重要的保障。

渐进式改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改革模式

第三,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一般把苏联改革称为激进改革,把中国改革称为渐进改革,或者说苏联是“休克疗法”,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某种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刚开始改革,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认为体制有问题,要改,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怎么改,目标是什么,谁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或者行动方案,所以当时只能够采取逐步试验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

反过来讲,假如1978年就提出搞市场经济,在党内肯定通不过,而且可能起步都很难。我们一般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不准确,邓小平并没有提出改革的总体蓝图,甚至邓小平提出改革任务时,也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发展而改革。 

邓小平没有改革的蓝图,但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蓝图,即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就是要分三步走,实行现代化的蓝图和目标是很确定的,而且坚定不移。首先,有这样的目标他就能获得最广泛的共识,谁不愿意?因为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梦,党内党外,社会上,包括知识界,大家都会统一在这一目标上。

其次,这样的目标不是妨碍而是有利于各种改革试验,为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空间,为什么?确立这样的目标,也就确立了一个标准,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什么方式都可以尝试,国外的各种经验都可以拿来借鉴,邓小平并没有先用一个模式把思想框住。

当然,“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试验逐步推广,并不是理想的改革模式,因为局部试验逐步推广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事实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大量的寻租空间。但是,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一夜之间把价格都放开?不可能。

改革本身遇到的阻力也很多,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体制,结构性的约束;一个是利益的,在传统体制结构下所形成的利益格局;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障碍根深蒂固,八十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要以为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好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而观念之争面临一个信仰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会引起一系列的斗争、分歧。从上层看有不断的争论,而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转变的,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才使他们接受新的观念。

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势”到了就可以成功,“势”不到,即使有前卫的想法也不能成功。例如股份制,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但当时推不动,到九十年代,因为整个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公私对半,平分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如果不做改动,在市场竞争中就会衰落下去,因此就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改革。

所以,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降低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如果采取激进、爆炸性的改革,不可测的风险会很大,欲速则不达,不一定能够顺利走过市场化转轨的门槛。

不能把意识形态中的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

第四,管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这个问题相当难,不能说八十年代就达到理想状态,实际上分歧也很大,当时的斗争也很激烈。所有改革者都面临的一个宿命,来自左或右,保守或激进两股力量的牵扯、博弈,真正成功的改革者只能够两面作战。

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是两手,一手反左,一手反右,一会儿强调反左,一会儿强调反右,有人说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种现象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认为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反左就是要推进改革,反右就是要维持稳定。关键不在于反左还是反右,而在于能不能够敏锐把握住主要的危险倾向,到底左是主要的,还是右是主要的?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总的来说他们主要的倾向是反左,因为左才是阻碍中国发展和改革的主要阻力,但是右也得很警惕。

首先,改革者能不能使改革的大船保持稳定,核心问题是党内,怎样能管控住党内的分歧。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左和右两股力量把他挤到墙角,动弹不得。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选择的,就是领导人的威望,以及他的权力基础,这是学不来的,是几十年形成的。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处理党内矛盾的技巧和艺术。在策略上,邓小平是有妥协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谋求在中共高层达成某种共识,一时达不到共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以及雇工,开始争论很大,而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实际就是让实践来教育大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没有引发像苏联那样党内分裂的状况。

八十年代的党内分歧,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确实有很大分歧,但是也要看到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比如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尽管分歧很大,但不会危及党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鼓励思想解放,但是为自由划出底线。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八十年代改革是无法启动的。尽管现在回过头看,在80年代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斗争,包括1983年的清理精神污染,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但80年代还是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年代,大量的外部思想引入,学术繁荣,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发展起来。对党史学界而言,都感觉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期,是发展时期。

邓小平的思路是为自由划出底线,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80年代有意识形态斗争,但没有重复走上过去的政治运动道路,有人想搞政治运动,但是没搞成功,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总的来说,邓小平是要维护一个相对自由的讨论空间。

最后,不要把意识形态中的争论延伸到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很重要的思想。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识形态争论中有人想把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如果说前两次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的,那后一次就是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不能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

邓小平时代有两条原则是重要的,第一,不可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不能中断他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理解是准确的,十三大把邓小平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最能反映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对这一概括也是相当满意的。从这一意义上讲,邓小平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的拿捏和策略应该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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