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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乌坎自治一周年观察

2013年02月27日 20:13
来源:自由谈访谈 作者:李杨

凤凰网特派员 李杨(发自广东乌坎)

去年3月3日,乌坎村民用一人一票海选方式选出新一届村委会,标志着乌坎自治时代正式到来。

无数的媒体涌向乌坎,纪录一张张因兴奋和激动夸张的脸;这些表情的后面,是“民主”、“自治”、“权力制衡”等意义。但短短一年过去,却有媒体报道现任村主任后悔维权。

乌坎自治现状究竟如何?凤凰网回访乌坎村,发现大多数村民仍相信自选的管理者胜过上级政府的委派。而对于对乌坎的未来,村主任林祖銮认为不可能发生倒退,但短期内可能有反复。

乌坎90后在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乌坎村依傍天然的乌坎港而起,离陆丰市大约15分钟车程。全村人口近14000人,“华侨众多,颇为富裕,是周边知名的大村庄”,陆丰籍的何司机告诉凤凰网。通向乌坎的水泥村道平整宽阔,村委会位则于村中主干道边,是幢外貌普通的三层小楼。

多位村民告诉凤凰网,乌坎事件前的村委会,经常在工作日都大门紧锁,无人敢登门造访,如要办理生育证明、宅地审批等必要手续,只能去村干部家里。

当这个小渔村进入自治时代的第一年,乌坎人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任何人都能上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甚至向村干部发出责难,“我们乌坎比以前要民主。”

在乌坎村民与凤凰网的对话中,“民主”一词的出现频率,可能仅次于烧香拜神、外出打工、出海捕鱼、婚丧嫁娶等本土词汇。

80后的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说,很多村民40年来连村委会的大门都没进去过,但在2012年3月3日,他们第一次看见选票长什么样子;大家趴在那个“秘密投票点”的封闭箱子里,兴奋又紧张地划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名——这就是民主。

村民李叔曾一度关心2012年的美国大选,他对凤凰网说,自己很羡慕美国的民主社会。“美国最让你向往的是什么?”“我觉得美国比我们民主…”“你怎样理解民主?”“……”李叔摇摇头,害羞地笑了,只能低下头去冲泡新一轮的潮汕功夫茶,一如他的前辈和伙伴。

靓仔张建兴,在微博里称自己为乌坎90后村民代表。自乌坎事件爆发后,他开始自学摄影技术,并准备以此为题材制作纪录片。家里的书案上,放着一本知名历史学家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朋友从台湾寄给张建兴的礼物。

张建兴尝试背诵龙应台关于民主的阐述,最后他结合了乌坎自治的现实理解,“就是人人参政议政,关心家乡事务;评论村委会的工作,去反驳、去建议、去争取。”

村民因土地维权效率低而渐失耐心

2012年3月3日,选举日。乌坎村维权领袖林祖銮向媒体透露,当选后将依法追回被非法变卖的土地,并将此当作村委会的主要工作目标。

一年过去了,新村委在土地维权上的绩效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满分十分,有不少村民只愿意给五分,“不及格”。

村民们告诉凤凰网,广东省政府专项工作组虽然在选举设计、村务公开等各方面给予乌坎帮助,但在村民重点关注的、收回被盗卖的集体土地问题上并未满足其期望值。

日前汕尾市长表示,乌坎失去的土地,已有5000亩回到村委会手中。而乌坎人则表示不知详情,“具体是指哪5000亩?数字是不是跟村民掌握的有出入?收回的土地何时能实打实地抓在村民手里?”

焦急的民众认为村委收回土地的时间太久、效率太低,态度急转直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监委会成员告诉凤凰网,“反对的声音强烈,很可能超过半数。”

“土地,最核心的就是土地。在对土地解决情况不满的情况下,村民就觉得这套村委班子没作为。”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对凤凰网坦言。

今年年初曾有负责土地资产的村委会干部因压力辞职。“我们现在就像汉堡包中间的那块肉,被夹得喘不过气来。”洪锐潮自嘲道。“在土地维权方面,刚接触时就像法盲,现在也是边工作边研究。”

缺乏专业系统的行政知识,继而又成为村民诟病村委会“办事无能”的“原罪”。

早前有长期观察乌坎的人士指出,乌坎土地的审批并非乡镇一级可完成,日后的纠错难度很大。

80后的村民西仔说,如果上级政府仍未加大解决力度,村民还会继续闹,“但一定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不会乱来”。类似西仔想法的村内年轻辈们不少;他们觉得,适当“闹一闹”至少能博取更多的政府关注,从而避免乌坎土地维权降温。

“民主并不就是利益分配、就是发钱;民主是人人都有话语权。”村民李叔对凤凰网说,乌坎人其实容易满足,但他们现在看不到美好蓝图,所以想要眼前利益。

面对民主自治的尴尬处境,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认为,目前能做的就是相互妥协:他相信70%的村民仍支持村委会,也体会其做事的难处;但体会归体会,村民迫切拿地的心态不会变。

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

乌坎这一年,村委会做的事情主要分为两部分:一块是土地问题,一块是村务。“单从村务的透明公开来看,我们还是做得很成功的。”林祖銮给自己打了及格分。

村委会在2012年着力打造的五大民生工程:避风港、村内供水管道、村图书馆、村道绿化以及教师宿舍楼,由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带领的工作组敲定。

如今在村内的主干道旁的显眼区域,都贴上了这些民生工程的进展表格,村民可随时浏览。

另一份公开张贴的村委干部工资表显示:村主任林祖銮每月领取1800元工资,副主任及普通干部逐级递减100元。

“这个上万人的村子,他们把大小事务都给揽了起来,在这么低的工资下努力去做,这是出于他们的心。”张建兴说。村委会7个人的付出,村民们也看在眼里。

在乌坎村进行民主自治伊始,林祖銮等村干部则着手设计一套权力制衡体系。

“农村要抓的无非两条,经济和村务;而各项权力制衡的关键则在监督。”这位年届七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行政培训的老者,自称是“普通的农村老头子”。老头子也很坦白,说自己很少关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林祖銮向凤凰网介绍,乌坎村的日常执行机构是村委、党委(简称两委),而决策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机构则是村监督委员会。

原则上,凡是50万以上工程,得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策。乌坎村根据地块划分为7个村民小组,各小组村民1000到2000不等,最后共选出109名村民代表。

而村监督委员会的组建,则在2012年得到广东省工作组的重点提议。

村监委会常设5名成员。其成员构成是长年在外回乡赋闲的村民以及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每月的财务支出由监委会审批,然后由上级镇政府做第二层监察。

如此,在乌坎自治中隐约可见三权分立的框架。

但乌坎并不是第一例。广东梅州蕉岭曾作为村民自治成功的首例被录入官方宣传。当地民政局的公文中写道:条件成熟的行政村…成立决策机构(村民代表会)、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监督机构(村务监事会),形成三权分设、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

蕉岭的案例中,村民规模仅以千计,而乌坎村民总数则上万。蕉岭经验是否适用于乌坎,大家心里挂着问号。

一位监委会成员认为,目前监委会对于监督的范畴、操作规范都没有具体概念,很多时候是“凭感觉”向村委会反映问题。

而副主任洪锐潮向凤凰网坦言,开村民代表大会时,有人提观点仅代表自己,而非代表村民。“闹哄哄的,想说就说,有的就拿着喇叭开喊了。”

“虽然我觉得吵架也是一种民主,但它需要改善;要变得有秩序,不能一直靠吵下去,”张建兴说。

乌坎未来需要高层支持和放权

面对民主自治中的种种不确定,年轻的洪锐潮仍坚持认为:村民自选的管理者胜过上级政府的委派。“如果有4000人投票选我,我就得对4000人负责;而如果是上级委派,则只需要对一人负责”。压力愈大,才愈心存忌惮,才能把权力锁进笼子。

而在林祖銮看来,满足绝大部分村民利益的诉求,才是民主;而且要在党领导下和法治下进行民主。“没有框架的民主那就一盘散沙。”

“乌坎自治并没有现有模式可以参照,”洪锐潮说,媒体臆测的‘乌坎模式’并不是乌坎自治的探索,而是政府处理乌坎事件的探索。

曾有学者指出,乌坎村自治对于基层民主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既有基层的动力,又有高层的支持和放权。

但一个没有税收、没有投资、没有稳定财政拨款的小小渔村村委会,如何搞自治?更遑论民主?林祖銮反问道。他浮现出外交官似的笑容,像一个攥着满手白条的大家族长,谨慎而倔强。老花眼镜后的眼神,再次刺痛现实。

评论员彭晓芸认为,乌坎依然需要民主,“自治的挫败便是民主的操练,一个案例一次运行到位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

为民间维权、民间抗争脱罪,让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常态化,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媒体人笑蜀评论道。他一语点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

乌坎的未来,林祖銮认为不可能发生倒退,但短期内可能有反复;大家的热情低于去年,“这也难免,也不奇怪了”。(完)(杜鑫茂、郑丽纯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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