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 No.292
No.292

独立不到50年的美国
为何敢以小博大?

作者:周方银 时间:2017年4月27日
国,在最初独立还不到50年之际,便于1823年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洲大陆“从今以后不再是任何新的欧洲殖民的对象”。

实力弱小的美国充分利用欧洲纷争,抛出门罗宣言,向远比美国强大的国家提出挑战,以大国之姿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最终取得策略上的成功。

本章为实力转化影响力系列三:策略。

巧妙而自信地利用国际结构 以小博大

通过有效的策略行为,更好地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战略空间,是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第三个重要方式。

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国家很难超越体系的结构性约束来发挥作用,但是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美国在立国之后,比较充分地利用了欧洲国家陷于激烈的相互纷争的态势,在美洲大陆以颇为坚定和步幅较大的方式推进自身利益,包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版图的大幅度扩张,在独立不到50年,实力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于1823年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洲大陆“从今以后不再是任何新的欧洲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

门罗主义实际上是巧妙利用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这一被成为门罗主义的宣言,在政治上向那些远比美国强大的国家提出了挑战,同时它具有比较明显的自利性,它所反对的,只是欧洲国家的扩张权利,而不包括美国在美洲的权利。在梅特涅看来,门罗宣言显示出美国的一种近乎傲慢的自信,与过去相比,“这种行为越发的毫无道理,十足地厚颜无耻,同样的危险凶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国家都担心,如果拉美的新国家也是共和国的话,他们会很快处于北方那个日益自信的共和国的影响之下。

门罗主义在美国国力依然弱小之时,向世界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门罗宣言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最终结果却是英国无奈的接受,门罗主义也为美国外交开辟了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传统。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在欧洲构建的以德国为中心的复杂的同盟体系;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巧妙地发挥自身的作用;1998-2008年之间,东南亚利用大国关系的特点,在地区合作中发挥的积极有效的领导作用,等等,都是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找到自身发挥影响力的结构空间,有效加以利用的事例。

在利用国际结构发挥作用方面,可以在地理范围和领域范围加以细化,寻找一些更合适和具有较长期价值的空间,加以利用和发挥。

制度化、低成本 美国引导的体系颇为成功

最后,以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以依赖于持续的具体事件的方式,低成本地维持高水平影响力。

一国要通过各种国际场合发挥影响力,本身是一种消耗国际资源的行为。为了节约国际资源的使用,人们往往希望把影响力发挥在最有价值的时间、场合和事情上。

在平时,如果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低成本地维持影响力,或保持影响力的基础条件,无疑是一种比较可取的做法。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等12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简称北约。

这方面美国的做法颇为成功。二战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合国关联机构,编织复杂的、规模远超前人的同盟体系等方式,形成了一个有助于有效维持和发挥美国影响力的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为美国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发挥影响力方式,并被在不同时代用于多种不同目的。

一国建立的制度也可能被别人用来发挥影响力。如联合国虽然是美国主导下、总体按照美国的意愿建立的,且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但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大幅上升,以及联合国内一些不同集团的出现,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力大大地下降了。相比之下,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和利用更为成功,因为它们没有采取一国一票的决策方式,而是从制度安排上为美国保留了更大的话语权。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随着国际事务复杂程度提高,专业化程度持续上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需要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发挥。未来中国如果要获得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可靠影响力,避免影响力被其他国家的一些措施所消解和轻易地推回,必须把自身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到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砖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

结语:中国追求国际影响力的优劣势

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国家,一般都有试图发挥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愿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也可能导致不适当的行为。事情常有其两面性,追求国际影响力往往需要较为可观的资源投入,需要付出不小的国际成本,而且影响力是一种无形的、容易消逝的东西。

2015年12月14日至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在追求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自身庞大的规模,以及实力地位还处于相对上升的势头,主要挑战在于,中国追求更大影响力的做法很难被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欢迎,其他国家的支持在很多时候也不是出于真心。

在追求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需保持战略耐心,从长期着眼,顺势而为,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某些领域追求更具可持续性的影响力,避免影响力短期显著提升,其后却较快下降,或者影响力需通过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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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国际战略、东亚合作。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大国的亚太战略》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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