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 No.329
No.329

凤凰大参考独家系列策划

沙祖康:一带一路研究,
看得把我急死了

作者:易心 时间:2017年7月20日
“‘一
带一路’绝对是个好东西。它的道理、背景和意义大家都清楚,那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它却有可能成为绞杀中国外交的‘两根绳索’。”

作为知名外交官,中国裁军大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使对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观察,全部来自最前沿的外交战场,他为我们提供的角度更是极具参考意义。

《凤凰大参考》独家刊出沙祖康大使为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论坛《美国世界霸权基础与未来变化趋势》的精彩点评。

为什么毛泽东当年在窑洞“掐指一算”就那么准?

图为沙祖康在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论坛发言。

我在第一线工作30年,作为一名老外交官,谈谈自己想法。我一直在第一线,会场里跑了30年。所以我的判断多从感觉出发,没有太多理论和专门的研究。

外交官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行政策,二是根据情况变化提出建议来不断调整政策。所以学问不深,我简单谈一些看法,前面几位谈得很有启发。

第一,国内研究单位数量不能说不多,但是有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为什么我们的研究都是错的?我指的不是现在,举两个以前的例子。第一是苏联解体,事情不可谓不大,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国内预见到了吗,研究过吗?或许在个别时候有过一两句声音,但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格局的变化。我自己也在内,也没有想到,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但相比之下,我们看毛泽东那个时候,他住在延安窑洞里,掐指一算:抗战三个阶段,八年,然后解放战争又是几年。回过头看结果,的确没错。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并主管相关工作。这次金融危机超出人们预想,至今影响还在。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家数不胜数,包括有名望的,但实事求是讲,有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预见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

从毛主席给我们提供的指导来看,研究问题至少应该有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不能轻飘飘得“像一阵风一样”。现在包括对“一带一路”研究,看得把我急死了。

“一带一路”绝对是个好东西,道理、背景和意义大家都知道,那么我最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绞杀中国外交的“两根绳索”。

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我们一起走过,成绩不用说,全世界公认。而且,对于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清楚: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社会责任缺失等等。目前,这些问题都在“五个理念和四个全面”工作中努力予以改进和纠正,而且我认为我们有信心能做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纠正刚刚开始,困难还很多。那么如果上述问题被带到“一带一路”上去,说不定十几、二十年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一路腐败的“一带一路”。有钱就收买当地官员,破坏当地管制,滥用当地资源,导致连续的罢工示威游行、打砸抢,甚至出现恐怖行为。当年毛主席说“我们开辟了一套相当有力的外交道路”,到那时,就有可能被破坏掉。

这还仅仅是讲我们自己的问题,且不说刚才大家都提到的“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问题。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加拿大、法国、欧盟,都是如影随形跟着我们前进。因此,对于内外因素都要看清楚。或许是因为搞谈判出身,我比较喜欢习主席这句话:“想到了,你才能把事情搞好”。

所以我做的第一个评论就是要学会怎样看形势。这个问题很大,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事情。

一定要判断美国的困难是不是比我们更大

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倪峰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确实面临非常复杂的世界局势,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目前关键是需要做好内部的深思熟虑。

全球局势很复杂,各国都在摸索,都明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因为中国不知道,那谁也不知道。我认为,不管形势如何变,但总有不变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在变化当中,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呢?我认为有几条历史已经证明: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决定外交。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无论是阶级、战争,都由国情决定,内政决定外交。二、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决于基本实力。首先经济实力上,我们现在对GDP的算法并不很科学,但是却并没有一个比之更好的办法;另外一个是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人心,一个民族团结的精神,这是不变的。

以上是总体形势评价。下面我们具体从每个问题方向来看。

首先,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朱成虎将军谈的8条意见(http://news.ifeng.com/dacankao/liangjunjunpengzhuang/1.shtml)我都赞成,同时也是我很焦虑的事情。严峻的国际形势确实备受关注,但做一下对比,恐怕还并没有严峻到和解放初期的情形一样。我认为必须充分考虑成虎讲的意见,必须预想到这些问题,但同时也要想到站在美国的位置上观察:美国的日子好过吗?这8条,其实美国都很难做到。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美国的困难是什么。美国及其盟国的日子可能比我们更难,所以我们需要两相比较,找出各自问题在哪里,掌握通盘、看清形势的前提下,再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策略办法。我谈判的时候都是这样统筹,在26年的谈判经历中,我总要了解各方的关切是什么,底线是什么,然后再找到一个妥协的策划。任何妥协的东西都是人们不满意的东西,但每个人都不满意的东西,叫做最好的东西。关键有一条,每一个人必须是同样程度的不满意,也就是同样程度的满意。任何谈判都是妥协的产物,美国的“投降”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很多事情上,美国也犯难,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点,并将此纳入策划当中。当年,日本发起“入常”冲击,中国冲在前面,动用众多外交资源予以反对,与此同时却没有看到,最不能容忍安理会扩大的其实是美国。结果,美国看到中国冲在前面,自然高兴地手舞足蹈,不仅借助中国外交之力阻挡日本,还在最后声明中表态支持日本,从而收获日本。

我们一定要判断美国的困难是什么,是否比我们更严峻。要掌握中美双方的难处、双方的强项,进行比较以后再寻找解决方法。下面就很自然讲到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判断的“两超多强”问题。

国内问题能不能搞好,这恐怕是关键

沙祖康大使。

金灿荣老师讲的“两超多强”的分析(http://news.ifeng.com/dacankao/jincanrong/1.shtml),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幕:小布什竞选第一任总统时,他的竞选经理凯文·莫雷在其成功后,邀请各国参赞以上的高级外交官相聚。几杯茅台过后,莫雷突然主动要求发言,说“中国和美国团结起来,统治全世界”。这是酒后之言,大家一笑而过,但中美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做更大贡献,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不但有切实可行的合作基础,双方也都有需要。

所以我认为,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可以成为我们将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周边大国、欧洲这些实力也不弱的国家,恐怕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出现“两超多强”的局面确有可能。

不过,我讲“两超多强”是前提的,就是我们“五个理念和四个全面”切实能够落实下来。

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能不能搞好,这恐怕是关键。

能不能搞好?当然要让经济平稳下来,哪怕速度慢一点。同时,一定要把我们军事力量切实搞起来。这一千多年来,军事强国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汉唐朝盛世之后就消失了。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现在并没有标准,但汉唐时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以被视为标准。军事上不加强,很多地方“受窝囊气”就无法改变。

军事实力的问题,关键要强调质量。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大量的列装部队是有需要,但陈腐的、低水平装备的增长和部署,我认为有的时候要慎重。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关键是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例如,面对核武器后期的老化问题,我们后面研究制造和发展核武器的人才能否一代一代相传,这个是关键。

军事科学技术、尖端技术的研发必须要突出,不要花费巨资一下子把装备搞上来。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战争不会轻易发生。而且,现代战争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一战和二战那样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预防战争的准备,而且,要展示我们赢得战争的能力和条件,否则我们确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我们使馆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所在国情况搞清楚

最后一点,还是回到“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投入很大,问题很多,如何做好是关键。目前主要是国营企业进入,民营也有一部分。那么经过了4年就要做好总结,亏了多少,有多少成功?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所在国的大使馆,都应该写出一份指导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一带一路”指导手册。但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在那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是“两眼一抹黑”,完全不清楚。我们有那么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但很多人却把精力重点放在了接待任务上,把和领导搞好关系看得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大使馆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首先要把所在国的情况搞清楚,特别现在正处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时刻,尤其要把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法律,经济发展情况等收集起来,拿出一个指导性意见,然后让所有到这个国家的投资企业和人员有所对照,我认为这是可以做的。

“一带一路”是个大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好好总结,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哪些失败的教训。首先把内部问题弄清楚,然后外部的问题就好办了。

(本文为《凤凰大参考》独家策划报道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论坛,众多知名学者最新观察与前瞻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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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祖康

知名外交官,中国裁军大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是我国一系列重大军控和裁军倡议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07年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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