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鄱阳湖大旱之年，江豚和渔民都在努力活下去

图文｜张茜 编辑｜茹惠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一年一度的越冬季节来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退滩显，南下的候鸟齐聚一堂。

受干旱影响，两万多只聚集到江西都昌一带的大雁，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之中的一部分，不得不飞去收割后的稻田中觅食。

鄱阳湖今年的枯水期比往年提早了3个月。端午节后本是梅雨季，却只迎来了几场弱降水。干旱红色预警天天出现在本地的天气预报中。水位比往年低了1.5米，足够淹没一辆小轿车。裸露的湖滩像起了鱼鳞，无论大风怎么刮也刮不掉。

湿地干了，草滩枯了，从皲裂的湖底捡起一颗蚬子，轻轻一捏便碎掉。将无人机升至500米的高度，朱袍山水域的碟形湖——用水泵从鄱阳主航道抽水而来、专供候鸟歇息和补给，像落在掌心里的白芝麻，随时有被风沙星辰带走的危险。

水域面积的骤缩，留给长江江豚生存的空间日益变小。老爷庙水域是枯水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只因这里水较深。

在前往老爷庙景区，俯瞰鄱阳湖二桥的坡上，一块“项目交通区位”告示牌上圈出了“白鱀豚及江豚产卵场”。实际上，在地球上存活了2000万年的白鱀豚，在2007年已消失于长江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它有2500万年的生命史。彼时，恐龙已灭绝，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爬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大量繁殖。类人猿的尾巴突然消失，而距它直立行走还要1800万年。

江豚是长江现存的唯一鲸豚类动物，尚存1000头左右。一到两万年前，江豚从浓盐海水游入淡水长江，从此定居下来。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候，它们都可生产，但每次只产一胎，且孕期比人类长两个月。

这些年，凭记忆，占柏山一共救了十多头江豚。眼睛长期在风里雨里侵蚀，并不好使，不过只要江豚游过，他一眼即可数出个一二。

占柏山家住鄱阳湖都昌一带的渔村——青龙咀，村里500多户全以捕鱼为生。爷爷和父亲皆为渔民。他在船上出生，船上长大，有三个哥哥。打从娘胎算起，他已在水上生活了50年。

打渔多为夫妻档。赶上计划生育的第一年，母亲上岸结扎，老爸需要帮手。母亲用别人探望送的两包冰糖哄儿子——上船就拿给他吃。才七八岁的占柏山，刚上两个月小学，因贪甜上了船。从此，他没再返学，至今只认得50多个字。

跟着父亲捕鱼那些年，划船依赖木桨，捕鱼靠手织的网。占柏山干的第一个活是摘网上的鱼。眼见别人的渔网好，他也学着自己织。小船在湖上遇到风浪，阻力重重，来回不便，他与父亲在湖心的小岛上，一待便是一个月。

爷爷五十多岁过世。父亲62岁那年，早上还在捕鱼，下午倒在船上。“同鄱阳湖打交道，几乎百分之百感染肝吸虫病。”都昌县渔政局执法大队段道芒说。

■ 巡护船上接受采访的占柏山

渔民经年累月地误食被肝吸虫寄生的鱼，虫蚴不断转移到体内，盘踞于肝胆，轻则胆囊炎，重则肝硬化。占柏山双眼发亮，透着湖光；放大来瞧，眼白泛着红血丝，这是感染肝吸虫病的症状之一。发病时，浑身无力，低烧，呕吐，甚或昏厥。

占柏山谨遵医嘱，每年自费到县人民医院打一个礼拜的吊针，杀死体内的肝吸虫，病却难以根治。而今，身为都昌县江豚救护队队长的他，已有22个月没捕鱼。

2021年1月1日零点起，长江全面禁渔，十年为限。在此期间，鄱阳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渔民的船和网具全部上缴，变卖处理。禁渔后，县渔政局的工作从维护渔业秩序转为打击非法捕捞，还有协助渔民上岸。

县渔政局聘请了260多位老渔民转业做护鱼员。岸上巡逻的归乡里管，每月工资1000多块；占柏山所属的“江豚救护队”归县渔政局管，待遇稍好，每月2600块工资。

没做护鱼员的，要么到外地打工，要么创业，渔政提供交通补助和创业津贴（开业至少6个月）；没有一技之长又上了点岁数的，只得待在家中，无所事事。

“我们做了很多培训都没用，人家学不会。”一位不愿具名的水上公安说，“以前在湖里捕鱼，勤快点的一年十多万收入，现在少好多。”

2008年，长江江豚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现在是国家一级），中科院生物研究所的王丁、郝玉江等江豚专家从武汉来到鄱阳湖做科研调查。县渔政局选了30多位熟悉湖面情况的渔民协助他们。

占柏山平时照常打渔，遇到江豚搁浅或受伤，便搭一把手。

刚成为江豚救护志愿者时，占柏山普通话也不怎么会说。女儿詹文琴教他，从“我们”学起。不识字的他，收到文字消息，也第一时间发给女儿翻译成语音。

占柏山还让詹文琴教他练字。翻开一页笔记本，兄弟们的名字满铺纸上；翻开另一页，除了日期不同，内容都是相同的四个字：6月18日，跑船一天。

从水里救江豚，要用到担架、棉布、药水等，“比我们人金贵。”詹文琴说。

詹文琴和姐弟俩也出生于船上。小时候一放暑假就上船。早上还未睡饱，便被父亲闹醒。渔网收上来，一个杆子一个杆子地穿起，徒手摘鱼。

爸妈常在凌晨两三点起床，下网。“套着防水服，夏天热得身上都馊了。”詹文琴至今还记得，“又是汗臭味，又是鱼腥味。”但占柏山没读过书，在外吃亏，认为还是湖面上的日子好过。

2017年救助被锚钩刺伤的“康康”，占柏山搂着它合了影。作为地道的渔民，虽然从小睁眼便能看到江豚，但彼此仿佛生活在平行世界般。

寂静的湖面，不一定真的安静。在浑浊的湖水中，江豚靠发出比人类听觉高出近10倍的超声波辨别方向和障碍物。即使在鄱阳湖生活了五十年，占柏山也听不到。

“它们在水底生活，我们在水面生活。”直到遇见康康，占柏山才关心起江豚来。

八九十年代，老爷庙附近开办了一家采砂厂。采砂船、运输船压缩了鱼虾的生存空间，江豚和渔民同成受害者。一晃三十年过去，鄱阳湖里鲥鱼没了，河豚没了。

白鱀豚的灭绝提醒了岸上的人，江豚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我们）保护的不仅是物种，更包括其所在的栖息地以及其中的其他生物。”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M说。

■ 废弃的采砂厂，格格不入

10月中旬，第四次长江江豚科考结束，数据正在汇总中。以往此时，占柏山已在船上放围网。禁渔以来，占柏山因“听话”，被选为巡护队队长，每天按指令工作，用他的话讲，“是做事的底层人”。

从老爷庙所在的多宝乡沿湖朝上游，路过和合乡的黄金咀、周溪镇的朱袍山，便来到位于鄱阳湖心脏位置的棠荫村。这一片水域由都昌县渔政局负责巡护。

都昌县沿湖24个乡镇，21个与鄱阳湖有关，湖岸线长380公里。

巡护队共有六个人，分两组。枯水季节巡视航道，丰水季节打击非法捕捞。早上八点半上船，碰到垃圾清理一下，刮风下雨也要值班。一旦发现废弃的渔网、偷钓者或可疑对象，即上报给渔政执法大队。

10月底的一天，我登上了巡护船。湖面不自觉地被撑宽，比岸上看到的更辽阔。不知是苍鹭还是灰鹤呆立在湖滩中央。江豚偶有冒出。如果你没集中心力，江豚出水的瞬间，会误以为是大风卷起的波浪，又或穿过云层而变形的光斑。

湖面上基本没船。除了渔政开的快艇，只有改装自柴油动力渔船的巡护船在航道内穿梭。航道上漂着浮标，供来往的船只定位。

航道平均水深5米，最浅处仅2米。巡护船以不超过20公里的时速行驶着，快慢与蹬脚踏车相当。

下网捕鱼已十分罕见，违法成本较高；而附近的村民，趁巡护员休息的空挡，仍偷摸着钓鱼。看到巡护船驶来，逃似的散掉。

登船的前一日，在黄金咀码头附近，一位上了点岁数的老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来到湖边，熟练地支开鱼竿，挂上三锚钩。他不停地往水里甩鱼线，再使腰力回拽，像鬼畜画面，一帧接着一帧无缝衔接。当有人靠近，他便机警地回头张望，或者换个地方。

使用三锚钩是违法的，何况在保护区内。“江西渔业条例”规定：禁钓区内不准钓鱼，江豚保护区显然置身其中；禁钓区外，只准许单钩单钓。锚钩极易划伤江豚，康康便是一个例子。

■ 在湖岸用三锚钩的偷钓者

“以前防偷沙贼，抓野生动物的贩子，现在则要防偷钓者。”多宝乡执法大队赵尊国队长说。

他负责老爷庙江豚保护区的巡视工作，根据偷钓者的作息安排自己的工作。5点半起来，赶在6点出门，开着咿咿呀呀作响的皮卡车，在沙山的坡道上七八十码不减速，围着水域巡查一圈。车里放着望远镜，以便他在远处判断湖边的人有没有钓鱼。另两个偷钓者比较多的时间段是中午11点到2点，晚上8点到12点，他照例巡视至少一遍。

湖边，有他的眼线；镇上，钓鱼圈也有眼线。车子刚上街，便有人通风报信。“老赵来了，快跑。”真正逮人的时候，开执法车没用，他得租别的车。

刚接管沙滩，赵尊国下过几次狠手。

他不仅挖断了多条通往沙滩的路，还没收过价值两万元的渔具，并当场烧毁。“不这么管，沙滩守得住？”赵尊国最希望乡里给配一台无人机，这样他和队员就不用再每天走两万步，耗80块的油费。

■ 赵尊国（戴白帽）与下属在处理地笼

那么认真地驱赶钓客，赵尊国却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江豚。在老爷庙下方的沙滩前，他曾在渔政局的指导下，埋过一只死去的江豚（后用于研究）。据其描述，足有两米长（有点夸张，江豚一般长1.2米）。

晚上，因太过担心江豚被盗，他居然睡不着。连夜赶到沙滩，将江豚挖出，拖到两百米的另一个沙坑埋掉，赵尊国才安心。

死掉的江豚，皮肤的颜色由蓝灰变为深灰，近似黑色。而其散发的味道，据一位老渔民周扬寿形容，和变质多年的菜籽油差不多，刺鼻熏人。

禁渔两年不到，确有效果。鳜鱼多了，常在岸边石头扎堆的水下出没。动辄一二十斤的鲢鱼，更是引来大批野钓者，一传十，十传百，“管理难了。”赵尊国说，“再禁一两年，鄱阳湖的鱼能‘吃’人。”他的意思是，鱼越来越肥。

“以前的鱼，哪有现在大呢？”占柏山也这么说。身为队长，看着水里的鱼不能捞，跳上船的鱼还要往水里扔，问他心痒吗，他笑笑，大意是得以身作则。

干旱带来的唯一益处，似乎是沉积多年的地笼浮出水面。地笼，又称“迷魂笼”，鱼虾只要游进去就出不来，对生态破坏比较大，属于禁止使用的渔具。

占柏山儿子詹文虎就负责清理地笼。他之前在九江打工，学过厨，当过健身教练，奈何时间都不长。妻子临产，他陪着回了家。占柏山喊儿子去朱袍山水域清理垃圾，詹文虎二话不说便答应。

上千米的地笼，用三轮车拖出，堆在一起，再点火烧掉。“一桶油烧不了几个。”或许是场面太过震撼，又或者不便于向公众展示（地笼是领导检查的重中之重，不允许出现），县渔政局执法大队的段主任拒绝了我们的拍摄请求。

小时候的詹文虎为了赚零花钱，上船就开始拉网。占柏山一个月给他一百块。如今成家了，女儿出生不到一个月，在外闯荡过的他，巴不得子承父业，继续捕鱼。“（外面）工作真不行，还受约束。船上自由，想赚多少看有多勤劳。”

留在都昌县，光靠护鱼是无法养家的。等女儿大一些，詹文虎将再度外出打工。

渔民上岸，有房才算，可他们没有土地。1998年发洪水后，没想过养老的占柏山第一次谋生了上岸的想法。几十年存的钱，连带借两个女儿的，终于盖了房。

如今，他还欠着已出嫁的大女儿7万块。自己领着固定工资，妻子则在邻居家打零工，制作儿童玩的水圈游戏机，一斤1.5块挣些小钱。

“只要开禁，我就打渔。”占柏山说，“水是我们的田地。政府和领导想保护，专家想保护，我们渔民没办法啊。一刀切，搞不了了。”

往年还能兼职去内湖替人打捞养殖鱼，今年湖水干了，除了固定工资，占柏山一分外快没赚。

“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物数量一般也会随之变化。环境好的时候多一些，环境不理想的时候少一些。”M说。

碧桃曾在都昌养病，苏东坡为她写过一首《过都昌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而今，湖岸的居民不是因防洪迁移至高处，便是外出定居于他城。

鄱阳湖经济圈沿湖一公里内，不允许建重工业企业，“经济很难发展起来”，那名不愿具名的水上公安说。原本80万人的小镇，只留下56万常驻居民。

湖水已退到老港里，退无可退。人和动物，何尝不是如此。

“江豚吃鱼，实际上我跟江豚是一样的。”占柏山说，“我是渔民，不可能不打渔。”不过，他始终记得一位江豚专家的话，还四处跟渔民兄弟讲——“有江豚的地方，不要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