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天使：稀见中外文期刊中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两次发生在上海的战事：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对上海的破坏与影响，深深萦绕在这座城市日后的发展历程之中。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又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所有的近代史叙述，都会对这场惨烈的战争着墨有加，已无需赘述。近来因笔者团队整理复旦大学馆藏近代西文文献之际，发现诸多近代稀见中外文刊物，保留有众多战事救护、难民的记载，久不为学界关注，遂拈出此中一二国人奋起抗争、营援互助的事迹，谨此纪念“八·一三”八十五周年。

本文所涉原始文献有法文期刊Relations de Chine（中国通讯）、中文《震旦杂志》、“宠光社上海通讯”等当时上海社会的小众媒体，对于淞沪会战的关注点，则与大众报刊的大幅战事报道截然不同。它们多将目光聚焦于炮火中的难民、妇孺和伤兵等弱势群体。在为他们呐喊呼吁的同时，使得我们从中看到了战争大背景下的无数平凡人民：面对危险的局势，他们没有退缩，立足本职，依然坚守在战火之中。其中，尤以法文期刊《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近日渐为学界关注。

复旦大学馆藏震旦旧藏Relations de Chine（中国通讯）书影

该刊自1903年至1940年在巴黎出版，由当时在上海及江南各地区的法国人撰写。其中期卷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报道“八一三”淞沪会战细节，尤其关注与法国相关机构、人物关系密切的三个地点：卢家湾、徐家汇以及南市。虽然报道立场保有欧洲人的视角，但这些记载无疑补充了同时期的中文文献的不足，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抗战史研究中互鉴的史料，尤其是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绝非孤立无援，还有大量的外籍友好人士留在上海与我们并肩战斗。

卢家湾畔救死扶伤

卢家湾本为沪南肇嘉浜上的一个转弯口，1908年马相伯捐资购置浜北地基，将建于徐家汇天文台的震旦学院迁办至此，此地后并入法租界，简称“卢湾”而闻名；这里同时因震旦与广慈而成为近代上海重要的法系文教中心。淞沪会战爆发前，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和震旦大学（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就曾许诺。接收难民和提供医疗服务。1937年时，卢湾有不少在沪的法国人在此工作、生活，而震旦大学在校也有六百四十三名学生（参阅《中国通讯》1937年10月刊）。随着战时难民蜂拥而至，卢湾一带承担了大量伤员救治、组织难民所的任务。

当“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炮声打响，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投入医疗救治的便是广慈医院。1938年1月的《中国通讯》援引法文《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8月17日的报道，“自8月14日（周六）起，就有四百五十名伤者被送进广慈医院救治，整个晚上医院里人满为患。八个手术团队在几分钟内迅速集结，通宵达旦进行手术，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尽管如此，“在四百五十名伤者中依然有五十五人在抵达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之后又有五十人伤重不治身亡”。因广慈医院已经超负荷运转，六十八名较轻的伤员被转移到邻近的法国医院“安当贫民医院”（l'Hôpital Saint-Antoine，后并入卢湾区中心医院）继续治疗，几十人只能简单包扎之后就让他们回家了，更多无法回家的伤者只能在医院的大厅内等待医治。（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

广慈医院收留的伤病（图片出处：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在广慈医院遭遇大量伤员涌入的同时，震旦大学也在战事中开设病院、组织医务、支援救护、收容难民均不遗余力。淞沪会战近三个月后的11月上旬，中国军队退出南市华界地区，伤兵人数随之骤增，一时无处安顿。中国红十字会向震旦大学提议，并得到医学院的毕业生、在校师生以及一些法国机构的医生自发响应，在校园内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第三伤兵医院（又名第三救护医院，le troisième hôpital temporaire de la Croix-Rouge）。最初于震旦中学部校舍增收伤兵一百余人，11月9日，留院人数达五百零八人之多。12月初，又因其它各伤兵医院相继办理结束，震旦大学转入伤兵三百余人。至1938年4月6日，第三伤兵医院办理结束时，震旦大学先后收容伤民五百余人，伤兵一千四百余人。（参阅《震旦杂志》1938年第三十七期）

该医院所有的粮食、床、席子等援救物品由中法妇女共同资助，而手术器械、药物等医疗用品则由当时上海众多中外小诊所提供。该临时医院借用震旦大学西校区的大礼堂和新校舍的地下室，两天内先后收治了二百二十多名伤员。这些伤员多是从前线用卡车运来，现场的法国记者如是写道：“尽管他们（中国军人）身受重伤，但是他们没有呻吟，可以看出他们坚忍的勇气（Ils ne gémissent pas malgré leurs horribles blessures et montrent un courage stoïque.）”。（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战争伊始，震旦大学设有床位二百张，后经不断增设，直至1938年4月6日，第三伤兵医院办理结束时，震旦大学先后收容伤民五百余人，伤兵一千四百余人。（参阅《震旦杂志》1938年第三十七期）

设于震旦大学大礼堂内的第三伤兵医院（图片出处：《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除了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医院之外，在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与翟金声（Alexandre de Thuy）两位法国人的先后组织下，在震旦靠近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空地上建立了三所大棚，设临时避难所，即“震旦大学难民所”。战争伊始，就收容了一千五百名来自各地的难民。到8月30日，难民所人数依然不断增加，有记录提及难民所的规模曾一度扩张至可容纳三千余人（参阅《震旦杂志》1938年第37期），由此可见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之众。每一间临时大棚里设置了两个炉灶的厨房，提供八口大锅；外面则设有洗衣间、浴室、诊所等生活设施。法侨沙辛女士（Saussine）与震旦大学的医学生们在这里为难民提供服务。（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

震旦大学法学教授彭廉石（André BONNICHON）看望震旦大学伤病医院中的伤员（图片出处《中国通讯》1938年7月）

震旦大学对上海的战事的关照事无巨细，甚至考虑到了市立动物园中老虎和狮子的安危。（参见《震旦杂志》1938年第37期）这些大猫们很可能在震旦博物院的花园里“避难”了半年，在多方的努力之下几经转移，最终安全度过了战时。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部分震旦的学生参与保卫位于杨树浦的圣心医院（今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该院在“淞沪会战”时始终积极抢救伤员，直到最后日军占领该院的那一刻。（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淞沪会战的硝烟从虹口八字桥爆发，迅速点燃周边区县；与之相邻的杨树浦是上海工厂、码头集中之地，自开战伊始，这里就成为了两军争夺的重要目标。陆伯鸿（1875-1937，上海人，知名企业家、慈善家）于1934年在杨树浦所创圣心医院，原有接诊量百余人，战后陆续接收了三、四百名难民，一时成为了四邻的避难所。工部局屡次三番劝导负责该院日常护理工作的护士撤往租界的安全地带。淞沪会战伊始，国军主力87师围攻盘踞在杨树浦和黄浦江上的日军，圣心医院在战火之下岌岌可危，在此坚守了十日之久的护士，于8月23日，连同院中的病人、难民和婴孩等安全撤退至震旦大学内。（参阅《主心月刊》193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

徐家汇“无战事”

徐家汇位于上海西南一隅，因其交通便利，兼又毗邻租界，淞沪沦为战场时，便有许多难民逃来此地，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徐家汇对于在上海的法国人有特殊的意义。这里，有来自法国的自然科学设施——徐家汇天文台，以及承载中法文化交流出版任务的徐家汇藏书楼，光启社等机构。为此，居住在徐家汇的中法人民齐心协力，调动各类资源，积极维护徐家汇地区和平的同时，努力安置难民，共同渡过难关。

与“八一三”时期战事集中的闸北、宝山等地区相比，当时的徐家汇尚属平静；日军的轰炸并未针对该地区，徐家汇的各个设施周围也有中国军队驻扎。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侵略者放过了徐家汇的重要科学设施（参阅《中国通讯》1937年10月刊）：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徐家汇低空盘旋，不断观察各个设施，并拍照记录。（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在徐家汇的人们，听着枪炮声、看着头顶飞越而过的日军飞机，无时无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一旁的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遭受了直接的袭击。当日本侵略者发现几千名中国士兵在此驻扎之后，南洋公学便遭遇了日军的狂轰滥炸。由于公学离徐家汇只有一公里，目睹那里的重创，徐家汇的各机构深感遭受威胁。于是，关心徐家汇的上海各界人士，先是通过在沪的十二名领事（代表徐家汇外籍人员的十二个国家）向日本军方进行交涉，要求保护在徐家汇的所在国公民权利，之后法国人饶家驹又亲赴“敌方当局”进行调停：最后换来徐家汇的相对安宁：中方撤走士兵和弹药，日方不得对徐家汇地区进行轰炸。（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随着战事的推进，到10月底，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呈现不利形势；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军队最终会撤到徐家汇，并在这里与日军进行决战。就在流言纷飞之时，徐家汇附近在几天内发生了多起不明原因的纵火事故。虽然徐家汇有法国士兵驻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国士兵仅负责各法国人的机构。此时的徐家汇，人心惶惶。（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10月28日晚上6点，中国士兵在徐家汇最西端挖战壕并设置铁丝网，一副即将开战的气势，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第二天凌晨2点，中国军队突然全部撤离了，10点，日军包围了包括土山湾孤儿院（今土山湾博物馆及周边）和圣衣院（今上海电影博物馆）在内的驻扎有法国士兵的徐家汇所有设施，据说这是中日双方以及法租界当局多次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因为这个“和平”的结果，仅当天就又有数千名难民涌入徐家汇。（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早在8月15日（原文为25日，根据中文资料，疑为15日之误）晚上，至少两千名难民从水路和陆路同时涌入属于华界的徐家汇地区，在教堂广场以及当时徐家汇的各条小路上聚集。当晚，徐家汇住院的院长，法国人山宗泰（Eugène Beaucé）下令，让这些难民进入徐汇中学内，至少在室内过夜。这些难民很多从虹口、闸北、杨树浦、甚至吴淞赶来，不少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徐汇中学难民收容所主任陆士熙（Joseph Lôh）带领广大校工临时组成志愿者队伍，连夜为广大难民做饭。（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至此，徐家汇难民所匆忙建立。

法国人程万里（Jean Billot）在难民所中充当起了临时医生的角色，正值夏季，难民所中不少儿童患上了痢疾，腹泻等当时儿童的常见病，程万里不停为每个孩子诊断，徐汇中学卫生老师、中国人杨洪祥（Thomas Yang）以及马路对面圣母院的法国姆姆们也投入到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的行列中。（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

设于徐汇中学内的伤兵医院，图中站立者为程万里（图片出处《中国通讯》1938年1月）

由于难民大量涌入，陆士熙以及其他志愿者们已经无法满足要求，于是之后上海所有难民所的饭食由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赈济堂”）统一提供，每天提供两顿，分别是早上10点和下午5点：每个难民可以吃两碗白饭配一些蔬菜。这些饭菜在法国人眼中“一点都不奢华”，甚至曾有一位乞丐难民向程万里坦白说，“他对这些饭菜感到尴尬，因为他的胃不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因此有些法国人会悄悄塞给难民一些面包，把自己的口粮分一些给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

1937年8月18日，开战后四日，徐汇中学难民收容所便已成立。随着战事吃紧，到了8月25日，收容难民人数增至二千五百人，食宿旋即陷入困境，于是不得不扩大范围，分别安插至汇师中学和圣母院内。此后继续扩大，难民收容分所增至十八处之多。11月12日，国军退出上海，难民人数剧增，达到了顶峰时期的二万三千余人。迨至1938年2月，时局趋稳，难民人数渐渐减至八千人。在此期间，徐汇中学收容所主任陆士熙率领校役每日煮粥二次分发，自始至终未有断炊之日。而由秋至冬，陆主任又设法购买或募捐衣被一万多套。对于有疾病者加以医治，病重者给予调养。儿童则分发饼干糖果，并施以教育。（参阅《圣心报》1938年第五十二卷第一期）

徐家汇难民营（图片出处《中国通讯》1939年10月）

国军撤退期间，经由法租界公董局和教会方面极力斡旋，将徐家汇划为难民区。时至1940年，两租界人满为患房租高涨，一般中下阶级因物价低廉不顾路途，纷纷迁往徐家汇，田野上差不多盖满了住宅和小型厂房，这里俨然成为了另一个南市安全区。（参阅《大美周报》1940年第五十七期）

徐家汇难民区（图片出处：《大美周报》 1940年第五十七期）

除徐汇中学之外，位于徐家汇地区的圣母院和若瑟院也收容了四百名难民，这些难民都是妇女和儿童。由姆姆们负责提供临时的食宿以及医疗服务。（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之后在南洋公学中也建起了难民所，在“淞沪会战”期间收容了两万名难民。（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设于圣母院的妇女难民所病房（图片出处《圣教杂志》1938年第二十七卷第六期）

当然，就连这些徐家汇的法国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徐家汇的难民所有很大的卫生以及缺医少药问题，甚至不少难民还衣不蔽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实在有限！（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1月刊）——虽然当时的徐家汇各处都挂着法国旗，但连法国人自己都清楚，根据上海周边地区的战事情况，这面旗帜并没有多大作用。

徐家汇天主堂顶悬挂的法国旗（图片出处：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

上海的南市地区被很多当时在沪的西方人称为“南岛”（Nan-Tao），在这里，“八一三”期间，由法国人饶家驹发起，建起了著名的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饶家驹与“安全区”话题也是今天学界非常关注的话题。

饶家驹（1878-1946），字轶才，生于法国洛林地区，抗日战争期间，饶家驹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数十万人。

《中国通讯》及相关刊物也提到了该区，并补充了一些其他文献中鲜见的资料。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期间，饶家驹就曾与日军有过正面交锋。当时身在虹口的他就曾积极投入到伤员的救治，难民的收容活动中。正是在这次战时救援的过程中，他感慨于中国平民的大量伤亡，便通过公共租界当局认识了租界中负责防务的陆军少校，英国人贝尔（Hailey Bell），两个在沪欧洲人一拍即合：决定参与中日两国的战事调停，设置休战期，让广大平民有时间撤离战区，以减少平民，尤其是中国平民的伤亡。（参阅《中国通讯》1932年4月刊）

于是两人先只身找了当时负责占领闸北的日军海军上将野村（Nomura），经过多轮讨价还价，最终野村答应给四个小时休战时间，让中国平民撤离。随后两人再通知英国总领事璧约翰和上海市长吴铁城，争取到了四个小时的撤离时间。自此，饶家驹也算与侵华日军打过了交道，这也为他之后南市难民区创建的过程中，与侵华日军斡旋打下基础。（参阅《中国通讯》1932年4月刊）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身处华界的民众开始纷纷涌入相对安全的租界地区，一时之间，租界内难民日众，实难安插。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急救难民委员会委员长饶家驹目睹局势，与交战双方订立协定，在法租界民国路以南，方浜路以北地区成立安全地带，初期收纳约十万难民，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界内治安。两个月之后，安全地带中的难民人数激增至二十五万，共分为九个区，难民每日可得五角米票。红十字会还在安全地带开办医院三所、产科医院一所，以及临时医院若干，每日施诊和施药人数达几百人之众。（参阅《圣教杂志》1938年第二十七卷第一期）

饶家驹成立安全区漫画（图片出处：La guerre à Shanghai）

南市难民区建立之后，饶家驹依然与侵华日军斗智斗勇，在当时已经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难民区内的中国人民争取更大利益。一是在区内维护相对的和平，从一开始，饶家驹就以“在区内所有房中撤走了所有中国士兵”的名义多次拒绝日本军队进入难民区搜查，甚至利用法租界内的白俄在难民区内当纠察做掩护，证明“难民区”内没有中国军队存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军队进入。虽然不能完全堵住日军的骚扰，但饶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二是全力为难民区内的难民提供生活保障。难民区内的消防车库中堆满了上海各界捐赠的粮食，在与租界的交界处也不断有堆满粮食的黄包车到达：甚至在路边，都有露天的粮食供难民取用。之后因工厂停产，只能改用法属印度支那的大米。（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饶家驹曾在难民区办过多所学校，设立过多所诊所。其中大多不久都被迫停办。但是他始终不顾危险，坚守在岗位上与中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参阅《中国通讯》1938年4月刊）

饶家驹和难民区内的儿童（图片出处：La guerre à Shanghai）

至1937年末，依照宠光社提供的统计数据，以上各处机构合计收容难民近万人：震旦大学约有二千人，大通路天主堂约五百人，徐汇中学约四千人，汇师中学和圣母院等处约三千人。此外，尚有南市安全地内的几十万难民。而在救护伤兵方面：洋泾浜晓明女中和类思小学设有床位三百个，大通路天主堂收容伤兵二百多名，震旦大学则有约二百五十名。（参阅《圣心报》1937年第五十一卷第十一期）

1937年上海部分难民收容所分布图

当纪念“八·一三”的和平钟声再次敲响，让我们重温这段在沪中外人民万众一心，同心抗日的历史，感恩这片土地上曾涌现过的无数“平民英雄”：他们虽然没有在战场奋勇杀敌，但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这座城市的和平和安宁同样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