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说国家统一是中国文化的“铁律”？
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新一轮的台海危机正在上演。8月10日，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这是自2000年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以来的首次。白皮书提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
回溯历史，本轮台海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的危机。两岸统一何时才能实现？台湾的前途将何去何从？本文根据IIA研究小组与郑永年教授以“中国统一问题”为主题的讨论整理而成。
两个时代的台海危机本质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上世纪50年代因国共两党对峙产生的台海危机与1996/1997年开始的台海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人们不能混同起来，否则就会犯大错误。50年代的台海危机是国共两党之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国民党政权则退守台湾，属于内战的延续。从国民党掌权于台湾到台湾李登辉时代走向民主化道路之前，蒋介石及其继任者均以“反攻大陆，统一全中国”为目标。尽管国共双方对建设怎样的中国有分歧，但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同一个中国。而1997年以后的台海危机则开启了所谓台湾独立的进程。因此，不能把两种不同的危机混为一谈。很多年里，无论是台独势力还是支持台湾的西方力量都在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即把国家统一问题和所谓的“民主化”问题等同起来。
本轮台海危机的产生实际上是1996/1997年台海危机的延续。从西方和台独力量的宣传攻势看，他们是把台湾问题渲染成所谓的“民主”和“专制”之争，如G7发布的所谓公开声明，就是把佩洛西窜台行为描述成“民主抵抗专制”的故事。中国必须破除“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叙事，明确指出这是西方有意混淆，台湾问题绝非“民主”和“专制”的对立问题，而是国家统一问题，两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
现代级驱逐舰发射
SS-N-22日炙反舰导弹（资料图）
图源：凤凰资讯
中国要捍卫的是对台湾的主权，在国家统一的大方针下，台湾人民可以保留自己的治理方式。如中国大陆对待香港一样，采用什么治理制度中央都予以尊重。但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对大陆来说绝对不能是一种安全威胁，或者成为反大陆的基地。中国当前面临的是国家统一问题，而不是台湾的政体问题。民主不是统一的前提，蒋介石也曾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经验地看，在国际范围内，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有的“主义”都不那么相关，唯独“统一主义”是相关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种“主义”便能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例，国家的统一问题根本不是由某“主义”来决定的。
统一是中国文化的使命和“铁律”
为什么统一对中国来说那么重要？数千年来，统一和谁执政没有关联，或者说，谁执政都想维持统一，即使在分裂的时候，也想统一国家。近代以来，统一和党派没有关联，不管哪一个党派，都想统一国家。很显然，国家统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更是14亿人的使命和意志，或者说，在统一问题上，执政党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意志。
为什么对中国来说，国家的统一成为了历史发展的“铁律“？这更需要人们从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透视，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统一是中国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使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使命。
就本质而言，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合”，而西方文化的本质则是“分”。中西方的这种分野是有其结构性因素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西方式的“封建”。
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分”。西方自罗马帝国解体后一直处于分的状态，表现为统一政权的瓦解以及“自行”的封建化。这种封建化表现为社会的“自发性”。西方封建时代结束后，以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为标志，即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之后，西方才逐渐发展出“主权”国家的概念。由此而言，罗马帝国的解体开启了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进程，而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确立则为“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主权国家的出现则是“分”的正式化和制度化。
西方文化中“分”的特质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比如自由主义理论的经典“one nation, one state”（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分”的原始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实际政策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最显然地反映在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上。这些思想为主权国家“分”的正式化提供了认证，并造就了“分”的结果。实际上，这个世界上除了绝少数几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之外，大多数都是在久远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分”的理论过去分裂了这些多民族国家，而今天“分”的理论对更多的多民族国家构成着分裂的威胁。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
西方的这种“分”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分离，或者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分离，也充分体现在西方国内的社会内部。西方主权国家内部历来有贵族和平民之别，后来又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进一步分化。在个体层面，“分”的文化最显著表现在西方的个体主义。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合”。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就根本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封建社会。在这之前是周朝，尽管东周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呈现出一定“分”的特质，但这与西方的“分”有本质的不同。整体上说，周朝采用的“分封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与西方的自下而上的封建不同，中国的分封制是自上而下的，诸侯名义上的权力仍需得到周天子的赐封。到了战国时期，尽管周室衰微，但仍是权力中心，只是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弱化。正因如此，春秋战国的“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the history），而是新的“合”的开始 (the start of a new history)。中国的“群雄逐鹿”概念便是体现了“合”的文化本质，这个概念意味着各诸侯国都想统一国家，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统一国家。“分”只是“合”的开始。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便是新“合”。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比周朝更进一步。商周时期的中国统一问题靠的是道德，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德治”，即依靠诸侯臣民们对中央权力的忠诚来完成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意识形态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工具上进行“书同文、车同轨”等统一度量衡的做法。尽管我们对先秦的历史了解不如秦汉时期的多，也有争论认为商周时期中国就进行了不少统一的试验。但总的来讲，从春秋战国到秦朝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分与合的一个新的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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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看，似乎中国文化对“分”和“合”都认同，但细看中国历史，“分”从来不是终点，反而是“合”的起点。中国历史上有“分”，但从未产生类似西方那样的“分”的理论或者概念。因此，即便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没有成为像西方那样的主权国家，在政权割据的状态下，每位君主都希望承继一统，而不是偏安一隅，成为永久的独立国家。“分”只是新的“合”的开始，这是中国文化的使然，因此“合”也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铁律”。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分”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军阀割据时期，但军阀割据也没有成为常态，从来没有一个军阀想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还没有所谓“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的思想，那么清末民初这些思想早就传播到中国，但这些军阀也没有独立的意愿，这表明“合”的文化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因了。各个军阀还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军阀政权不同时期所举的旗帜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十八星旗，还是民国政府后来的青天白日旗，都代表着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御侮的新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追求新的“合”的客观事实。
“分”只是暂时
“合”才是中国文化的主题
中国文化中，“分”就是“合”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便是这轮“合”的开始。如今这轮“合”还没有完成，虽然香港、澳门等地已经回归祖国，但台湾仍未回归，成为闻一多先生笔下“七子”中唯一一个没有回归的地方。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从1996—1997年李登辉等人开始搞民主化到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分”的概念，即要把“分”永久化。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他们知道没有统一的能力，也从未有过要把台湾独立出去的思想；即使在李登辉当政的时代，连战、宋楚瑜等理解中国文化的政治人物也都能认识到台湾独立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分”只是一个临时现象，当时他们也曾提出以“邦联”、“联邦”、“欧盟”等概念和方案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这些想法的提出仍是传统上所认同的“合”的方法和方式，而非“独立”。也就是说，大家都还认同“一个中国”，只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合”的问题。当时两岸的争论不在目标，而在实现目标的方法。
从陈水扁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蔡英文等台独势力一心要将台湾从国家中正式独立出去，不仅制造着各种所谓的“理论”来试图合法性独立行为，而且更搞着“去中国化”的各种动作，但不管哪一种理论或者动作都是没有依据且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封建过，甚至没有被“分封”过，只是曾被荷兰、日本殖民过。从文化上看，台湾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都同属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且与中国大陆紧密相连；从人口看，台湾人大多是从福建省过去的移民；从地域治理上看，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就已前后派万余人去台，从元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也先后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管辖。因此台湾在文化上、种族上、地域上都不构成“民族”概念，只靠对主权国家概念的“想像”是构建不出来一个“民族”的。这种做法除了是一些政治人物在以“乌托邦”包装自我利益之外，大都是曾被日本殖民的后遗症。台独力量提出的狭隘的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即以所谓“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主义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今天，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在再次快速复兴。14亿人组成的文化主体还是在走向统一。这种民族意志并不是以共产党或任何党派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一些政客把台海危机的根源指向中国的执政党，那是他们从西方“分”的文化来看问题而对中国文化无知的结果。台湾如果独立，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在台湾的断裂和终结，台湾也不复为“台湾”了。从文化上来说，台独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违背了中国文化的“铁律”。不过，统一的方向则是开放的。
图源：人民日报
治权可多元
主权必须统一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先生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但就中国大历史而言，“一国两制”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治权”多元化的当代再创造。中国历代政府就曾经针对不同疆土行使过不同的统治方式。各种类型的“土司制度”就是历代政府用于治理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方法，即名义上从属中央政权，实际由当地首领自行统治。类似的方式如清朝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令其与达赖、班禅等共议治藏政务；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采用“因俗治边”的思想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因此中国历来就有地区名义上从属中央，实际由当地人自我管治的传统和经验。这种“合”文化体现出了中国人“和而不同”、“一体多元”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说，治理制度可以多元，但政治上必须是一个国家。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便源自于中国文明。
“以身试法”是失败的前兆。当然，这里的“法”便是文化，是文化中的“铁律”。台独力量如果以身试法便没有任何希望。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统一的国家内部治理制度可以是多元的。中国并不否认民主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同时也正在以中国的方式去追求。中国大陆尊重台湾人民采用民主治理的方式，但也必然对台独说不。
中国大陆不是要追求治权的统一，只是追求主权的统一。香港、澳门都已各有自主的治理方式，台湾的前途也是如此。
